這口號喊了好幾天，蠶繭有沒有出精神，桑葉有沒有變信仰，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變得更傻了。清晨霧大，我一邊喊口號，一邊覺得自己在聚眾參加一場大型夢遊集會。
老羅有天半夜醒來說夢話：“桑葉會不會進化成信仰？”
我和說夢話的老羅搭話：“你夢見卡夫卡的《變形計》了？”
他嘟囔著：“什麼便？”
我笑了，沒法和老羅解釋。沒有意義，老羅聽不懂解釋，他只知道彙報和做檢討。我決定下一次寫信，把這件事寫在信裡告訴你。
我偶爾還會夢見周望。有一次夢見我們兩人回到北京，蹲在豆汁店門口用搪瓷杯喝豆汁。周望看著路過的行人說：“你看他腳上有痣。”我說：“不是痣，是鞋子上的泥。”周望搖搖頭，笑著說：“你看看你腳上，也有痣。”
我醒來後低頭看自己腳，真的有一顆黑點，我懷疑是昨天走地頭踩死的蚊子。隨後我就把做的夢忘了一幹二淨。
那天我沒有寫信。我覺得寫不出什麼。周望在我夢裡，我已經把我想說的話都告訴他了。
不過，我還是給周望寫了第三封信，因為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夢到我。
「周望：
你走了太久了，我有時候都開始懷疑這個世上你是不是真的存在過，是不是真的有你這麼一個人。因為我發現你留在我記憶裡的樣子越來越簡化了，像畫報裡的剪影，只剩幾個關鍵詞，青蛙、煙、小說、點頭。
這些關鍵詞，我每想到你一次，就會用一次，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增添一些新的。
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我，但我記得你冬天說的那句：“那咱們剛好，合成正常的體溫。”
周望，如果你現在覺得冷，就請你記住：我這邊熱著。
林憫」
這封信我寫得很認真，甚至寫上了日期。是1974年3月17日，天晴，有風。風吹得吃桑葉的蠶都停了口，在聽我寫信。
我把這封信疊好，放在床板下，和前兩封放一起。這是第三封了。蠶每天結絲，我每天寫信，我們都活在一種不確定中，它們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結繭，我不知道周望什麼時候會再出現。
只是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我也能像蠶一樣結繭，是不是就能給自己做一個繭，在黑暗裡做一個不被幹擾的夢，夢見我和他一起，在街頭，在池塘邊，在不需要理由去相伴的小地方，說著悄悄話。
可惜現實不讓人做這種夢。
也可惜，我還醒著。
又過去一天，希望大隊的生活並不像它的名字那樣令人充滿希望，除非你對蠶有種執著到變態的熱愛。蠶在竹匾裡吃葉子、拉屎、吐絲、沉默，像是在默默模仿著我們的人生。
分隊裡有個叫唐師傅的人，四十歲出頭，據說以前是個電影放映員，因為在露天電影裡放了一段有激情吻戲的外國電影，被歸為“文化流毒傳播者”，發配到這裡當桑葉收割員。他的任務是，每天清晨五點去後山割桑葉，用一輛沒有閘的獨輪車拉回來。
唐師傅挺喜歡我。他說我眼裡有光。
我笑著說：“大家眼裡都有光，看得見光才能看得見方向。”
唐師傅又說我的光和其他人的不一樣。
我不知道他說的什麼意思，沒有回他的話。
有一天，隊裡來了新通知，說要在我們大隊拍宣傳照，用來展示“知識青年與勞動群眾的融合精神”。我們被要求穿統一的藍布上衣，站成勞動三角：一個割葉，一個喂蠶，一個在背後笑。
我被安排在笑的位置。攝影的人是縣裡的美術老師，姓陳，腦袋又尖又細，瘦得像支鉛筆，拍照前總要對我們說：“大家笑得燦爛一點，給群眾起到帶頭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