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在馬均的帶領下繼續在造紙坊內看著，每經過一道工序都仔仔細細的看了一遍，馬均想了想道：“丞相，僕以為羌亂得以一直延續到今時今日的原因便是那時的漢軍實力下降，
自、自鄧太后始便開始不怎麼重視武力，甚至是閹人掌握軍權，隨意欺壓羌民，這些大魏都應當吸取經驗教訓啊！”
曹爽點頭表示認同道：“吾也以為任何一國無論到了何時都應當重視武力發展，不能因為是太平盛世便把武力丟棄在一旁，若不是如此也不會這麼長時間都沒有徹底解決羌亂，東漢的羌亂之事便是血淋淋的教訓。”
羌亂難平的直接原因在於作戰失利，但軍事問題的根源，則是東漢皇朝的一再加強集權，從而導致整體上下的文恬武嬉、政治黑暗與效率低下。
先前君臨天下的西漢，並非人畜無害的善類，如自漢武帝開始，君主就頻頻破壞中樞決策機制。
不僅打壓丞相權力，還以尚書等侍從親近為“中朝”專斷國事，使得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只能奉旨照辦。
民間財富也屢遭朝廷收割，迫使普通農民不堪官府壓榨才紛紛投靠地方豪強。
但朝廷為爭奪戶口，也會對豪強大族狠下殺手，但僅就軍務而言，產出不少能坐鎮核心的“中朝將軍”，且大都具有一定的軍事歷練經驗。
地方郡國也有些許兵權，以經過選拔的材官騎士為主力，負責維持地方秩序。官府的辦公效率雖受有技術條件制約，卻仍堪稱高效。
每當中央發出文書，少則七天多則1個月，就可傳達到青海或西域等邊陲。
東漢卻將以上殘存優點都消磨殆盡，從軍閥手中奪取天下的光武帝劉秀，為消除割據隱患和坐穩江山，對地方軍制施行了釜底抽薪式打擊。
直接取消了材官騎士建制，不少地方武裝哪怕部署在同洛陽相距萬里的越南北部，也被皇帝直接收歸中央。
但收兵權絕不意味著重視軍務，因為自鄧太后攝政起，軍事話題就在朝堂淪為犯忌諱內容。
受這種大環境影響，軍事長官們的職業素養自然要一代不如一代。
漢武帝時就已設立的長水、射聲等北軍主官職務，竟在東漢成為純儒禁臠！過去被視為國之重器的中朝將軍，也逐漸失去軍事色彩，日益朝著文官化方向邁進。
級別低於將軍的校尉名號有所增加，實質則是高層指揮大兵團作戰的能力下滑，只能轉而用大量小部隊去維持治安作戰。
逆向演化的最終惡果，便是宦官干政與閹人掌兵，本已十分集權的西漢“中外朝”決策機制，到東漢發展為“內外朝”建制。
宦官就是決斷國運的“內”，尚書反倒靠邊成為“外”。以三公為首的職業官僚系統，則以此類推的被進一步邊緣化處理。
至於攸關百姓生死的軍務，自然也要被深宮之內的閹人粗暴干涉。
這類中樞腐化還導致行政效率的一落千丈，發展到東漢末年，區區一個更改年號的普通詔令，在公佈9個月後都未能從洛陽傳達到蜀地。
明白了這些，就不難理解堂堂大漢為何會在羌人叛亂面前束手無措。但對邊郡平民而言，洛陽朝廷畢竟是天高皇帝遠，宦官、外戚集團頒佈的惡政也總得有人執行。所以，地方長吏才是造就羌亂大禍的更直接兇手。
在東漢一朝，全社會仍處在官府的有力控制下，所以平頭百姓在羌亂爆發時，難以投靠豪強獲得舉族自保。
只能寄希望於地方長官，並因他們的表現卻而大失所望，生長於西部、目睹家鄉慘狀的今甘肅鎮原人王符，就在《潛夫論》裡對地方長吏的斑斑劣跡進行過揭露。
眾所周知，邊郡長官對羌人的剝削壓迫，是羌人起義的重要導火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