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均亦開口道：“丞相說的是，東漢歷次羌亂受苦的還是這天下的百姓，如今短暫的太平亦是難能可貴，可若是要持久的太平盛世，必是少不了有仁義之心的少數受益者脫穎而出啊！”
曹爽想了想繼續道：“昔日董卓、馬騰、馬超父子和韓遂等人便是靠羌亂起家的，真是那是的時勢使然啊，若是抓住了，那便能乘風而起，可惜他們沒有一顆為了天下的仁心，僅僅只是為了一己私利，方才敗得如此之快。”
董卓，涼州割據軍閥馬騰、馬超父子和韓遂，便是起家於涼州羌亂。
他曾經到羌人居住地遊歷，依仗地主豪強的出身和不的資產，多與羌族部落酋長往，並收羅大批失意、落魄的賴之徒，拉攏、兼併其他地方勢力。
《西羌傳》在總結“羌患“的原因和教訓時說：“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這揭示了東漢王朝及其地方將吏對羌人的統治政策和管理方式的嚴重錯誤。
具體來說，就是東漢一反西漢時對西羌的屬國統治方式，秉承王莽時期的對羌政策，在湟中等羌人集中之處，強行推廣郡縣體制，將降羌直接納入中央集權的行政統治之下，從而與羌人原有的社會組織、傳統文化、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習俗發生了嚴重的衝突。
西漢對羌人的屬國統治，開始於宣帝之時，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所謂屬國，即讓內徙、降附的少數民族在不改變其原有部落組織形式、生產方式和生活習俗的前提下，接受漢朝的統治。
《史記》和《漢書》雲：“因其故俗以為屬國。”《史記正義》釋為：“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漢，故曰屬國。”
另一方面，西羌尚處在原始社會末向階級社會的過渡期間，國家形態尚未完全形成，血族共同體的外殼仍然儲存著，血族制度的機關正逐漸轉化為羌豪用以壓迫本族羌民、掠奪外族人口和財富的工具。
在這一階段，西羌社會分化特別嚴重，部落與部落聯盟不斷地在戰爭中分合、改組。
史載：“西羌）自愛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種，……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
其八十九種，唯鍾羌）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
可見，直到東漢時，羌族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政權。
漢武帝曾“西逐諸羌“，就是這種衝突的第一次大爆發。
西漢在湟中實行屬國統治之後，一方面讓降羌在原部落組織形式下，實行一定的民族自治，
另一方面，又派遣護羌校尉“理其怨結”，化解西羌部落內部及其與漢族邊郡吏民的矛盾，取得較好的效果，所以，宣帝以後，西羌對漢朝邊境的騷擾、掠奪戰爭並不多見。
東漢建立以後，經過了十年統一戰爭，才基本上統一了隴右，對涼州等地的塞內羌人，重新設定郡縣進行統治。
東漢初年，在西北地區割據的竇融、院囂、盧芳等，都曾借用羌胡之力，尤其是陳器則主動“招懷其指羌人）酉豪，遂得為用”，他依靠羌人為其主要兵源，西漢時的“保塞羌“多被他收編，因而能“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眾“，負隅頑抗了十年之久，這些都是董卓、馬騰、韓遂的前輩啊！
光武帝平囂之所以能取得勝利，“遊說隗）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的策略，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
但是，“囂滅後，隴右未安”，主要是原來器“因撫集以為強”的羌人，並不屈服於東漢的統治，及囂亡後，五溪零諸種數為寇掠，皆營塹自守，州郡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