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患根源癖了？不過還真有點關係。正因為人們看重的是你在那個位置上的權力，權位，而不是你的精神層面神聖性，所以當你還在那個位置上的時候，人們當然尊重你，可是當你從那位置下來以後，人們就當你屁也不是。這跟西方的民眾百姓尊重王位皇位，不管你在其位還是不在其位都一樣尊重的傳統還是很不一樣的。”飛龍說道。
“原因何在？”昭熳問道。
“我認為就在於與西方王族皇族沒有剝奪和斬斷民眾百姓的信天敬天祭天傳統有關，因為那種傳統一直保留保持在民眾百姓的精神世界，心靈領域和靈魂層面，所以王位皇位的天之賦予的神聖性在他們心目中不容罔視與褻瀆。”飛龍說道。
“同樣類似的一個問題我還想問問你，就是我們這裡的人為什麼普遍都重人治而不重法治？”昭熳說道。
“這裡的民眾百姓被剝奪和斬斷與上天與上帝的聯絡，從而使法律的來源最多能夠上升到自然規律的層面，即天道的層面，而規律與道雖是精神性概念和說明，但不是靈魂主體，因此它並不能對人形成一種絕對律令的要求，並不能對人發號施令，然而法律擱在那兒不對人發號施令它就沒有作用，所以是必須要有的。”飛龍說道。
“那誰來替代呢？”昭熳問道。
“只能是人，而且是能洞悉和揭示規律的聖人，這或者就是極力推崇聖人之治與賢人之治的來源，這或者就是人治大過法治的開端。人既然大於法，那一切就是人說了算而不是法說了算。人中的誰說了算呢？當然是人中最有權勢權力與地位的人，即統治君王說了算。既然是他說了算，那麼要維護這一點就必然要形成專制極權獨裁的制度來對此進行保障。因此法律在人們的眼中與心目中究竟算是什麼？不是上天的神聖性，不是上帝的絕對性，而不過是專制統治君王手中的權力的玩物罷了，亦即專制統治君王個人的自我意志罷了。”飛龍說道。
“法律的性質既然是如此，它就只具有權力性的巴結和爭奪可言，而不可能具有內在心靈精神上的真正的尊重了。”昭熳說道。
“法律在這裡既然被定義定性為君王意志與權力的秩序，那麼關於人與人之間訂立社會契約的關係與可能性也就沒有了，因為這樣做顯然會直接與君王秩序相悖相牴觸。人與人之間訂立社會契約關係的前提是，人與人之間必須是人人都天賦生而自由，生而平等，也就是必須要先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大前提的存在，然後才談得上人與人之間去自主自發自願自由地去協商訂立彼此之間都應去共同遵守的一個社會契約關係的問題。否則專制君王與統治集團為大，豈還能容忍你跟他們討價還價？甚至連你個人的自願自主自由都沒有了，都被他們剝奪去了。你若還敢參與立法變法執法監法之行為及妄議，恐將被視為謀逆謀反，也就是你根本沒有去商議與訴求的份，只有接受的份，服從的份，聽話的份，順應的份，也就是你只有去當順民，役民與奴民的份。”飛龍說道。
“可不，妄議國是，罪名可不會輕的。”昭熳說道。
“然而法律是神聖的，它的神聖性就在於它是根源於超越性的不可人為肆意操控，更改，破壞和褻瀆的上帝意志。這意志超越任何一切個人，超越任何一切世俗權力，成為人間的指南，成為任何一個生而平等自由的人們之間訂立社會契約的開始。”飛龍說道。
“我問你一個問題，究竟是生產力的進步發展與舊有生產關係產生矛盾與衝突是造成制度變革的原因還是某個人的思想學說是造成制度變革的原因？”昭熳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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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應該是某個人的思想學說正好契合了對一種更適應當前生產力進步發展的新型生產關係的描述吧。”飛龍說道。
“總之自願是第一前提，非自願只會造成虛假和偽善。”昭熳說道。
“對，比如兼愛無等差這個說法就應先考慮人的自願問題，不能搞強迫。那說法實際就是普天之下的人都是弟兄姊妹的意思，都應沒有差別地一視同仁地愛，這就有點類似基督信仰要求人們的，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強調中有一個上帝的缺位，即人們兼愛無等差是人自己的理性應該能去做到和達到的行為。而後者的強調先要有一個上帝的前提，即兼愛無等差不是人的理效能力所能達到的範圍和層面，必須要藉助於對上帝的信靠才能向著這個方向真正地前行。也就是人必須要學會具有理性邊界意識，邊界之內自己可行，邊界之外必須要藉助對上帝的信靠來糾錯式前行。”飛龍說道。
“你的意思是想說儒家宣揚的父父子子的倫理之愛是人的理效能力可操作的，在人的理效能力的邊界之內，而墨子宣揚的兼愛無等差是人的理效能力不可操作的，在人的理效能力的邊界之外？”昭熳說道。
“對。因此人若要想向著兼愛無等差的方向前進，向著人人平等的方向前進，向著愛你的仇敵的方向前進，就必須要藉著對上帝的信靠才不致於墮入虛假的深淵，陷入偽善的泥潭。即所謂人人平等是必須要先建立在站在上帝面前這個基礎上和前提下的。”飛龍說道。
“但墨子似乎也是提及過上天意志的，但為什麼孟子就要那麼反對他的兼愛無等差見解呢？按說孟子也似乎是談過上天意志的呀，他有句話不就是叫作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麼？”昭熳說道。
“孟子的質疑是可以理解的，比如陌生人之間，我對待你的爹會跟對待我的爹一樣嗎？你對待你的爹能夠跟對待我的爹是一樣的嗎？顯然於人性的真實是普遍不可能做到，這就是人性的侷限的事實，如果人拋開了上帝來強行這麼做，只能造成普遍的虛假和偽善。也就是說人如果不依靠上帝信仰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飛龍說道。
“然而依靠上帝信仰也不表示人就能做到這一點呀……”昭熳說道。
“但至少他不會再虛假和偽善，至少他會向著這個方向自我懺悔，糾錯與救贖地艱難前行，而不是在虛假與偽善中自以為是，自鳴得意。人的自由也是一樣，憲政的終極依據與來源是來自上帝，不是來自人，因為法在人上，如果來自人那就成了人在法上。人的自由受到上帝的限定，所以人的最大自由即是上帝對人的限定。上帝限定了人沒有能力打造完美主義烏托邦與人間天堂，人如果認為自己的自由不受上帝限定，一定要去打造人本自由主義想當然的完美烏托邦與人間天堂，建造通天塔，這就好比是人要拋開上帝的前提僅僅依靠人自己的能力要在人間實現兼愛無等差，利益共有，財富共有等等理想與藍圖一樣，註定會導致挫敗與相反的結果。”飛龍說道。
“所以人行一些美好的理想，藍圖和願望最終還是得要先回到上帝對人的理效能力的限定這個基礎上和前提下，即還是要先回到聖經，回到上帝，然後才談得上是在之指引下糾錯式地前行。是這個意思嗎？”昭熳說道。
“是的。人的自由能力與包容能力是有邊界限足的，強調上帝敬畏這個大前提，就是要人明晰到這一點。否則越過了這個邊界限定就只會鑄造相反的事與願違的結果。然而缺乏自由與包容的社會是缺乏活力的，而自由與包容過了度，過了自身限定，又會造成新的麻煩，這或者是一個人們難以逾邁出來的悖論之殤悖逆之痛的精坤困境與深淵。又或者就人的受限定狀況而言，就人的信仰與價值觀念衝突的難以調和相容的事實而言，自由與包容也不能是無條件和不加甄別的罷？假定這個世界人們的信仰與價值觀念衝突能夠最終調和相容，那麼是否建造全球化的通天塔就是合理的了呢？不過這種情形恐怕是很難達到和實現的，也許最終還得等待那雙看不見的手和無偏差的旁觀者來調節左右……”飛龍說道。
“有人把人生當作一場遊戲和表演，而你的人生讓我感覺你好象是在尋找什麼一樣，彷彿你的人生並不是只開始於這個世界，而是在另一個世界就開始了，你來到這個世界，好象只為能續上它，然後再繼續尋找它可能要走向的下一個方向……”昭熳說道。
“可能吧。我把現世的人生分為尋求自己感覺的人生和尋求他人認同的人生，前者叫作靈魂人生，後者叫作世俗人生，或叫作非靈魂性人生吧。我為什麼要把這個尋求他人的認同與目光的滋養叫做非靈魂性人生呢？我覺得一旦人的心思專注於尋求他人的認同與目光的滋養時，自己本然的靈魂性感覺就降低了，因為所得到的是與自己本人靈魂性感覺不相關的一種自我虛榮的需要與滿足。”飛龍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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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生的感覺就處在在兩種感覺相互交錯混雜之中，有些東西是自己本人的感覺，有些東西在尋求他人的認同與目光的滋養。到底什麼東西是自己本然的感覺，什麼東西是在尋求他人的認同與目光的滋養呢？”昭熳說道。
“這個大概只有每個人自己才是最清楚的。我只是認為，當人在尋求自己本人的感覺時，是處在一種本然靈魂狀態。而當人在尋求他人的認同與目光的滋養時，是處在一種表演狀態和自我虛榮心滿足狀態。假如一個人尋求和追問自我與宇宙存在之謎，是處在一種靈魂狀態。那麼一種表演狀態和自我虛榮心滿足狀態的人生就是距離尋求追問自我與宇宙存在之謎相隔較遠的人生。然而當我急於想向他人表達我自己對自我與宇宙存在之謎的判斷和猜想時，當我想尋求與他人在這方面進行交流時，我未嘗不是在想獲得他人的認同？未嘗不想從這種取得他人的認同中獲得自我的虛榮心滿足？當然也有想得知他人的觀點與看法的好奇。這些兼而有之混雜的情形大概都是人難以擺脫的狀態。”飛龍說道。
“自我與宇宙存在之謎的真相與本質究竟是什麼？”昭熳問道。
“或者我們永遠都是沒有答案的。對於能夠經驗到的東西我們說我看見我感覺，對於不能經驗到的東西我們只能說我猜測我推斷。人死後的情形究竟是怎麼樣的？沒有親生經歷就只能是在猜測和推斷。我現在正在等待這個自己的親身經歷來驗證很多人對它的猜測和推斷，究竟誰猜測對了誰猜測錯了？究竟我看到和感覺到的真相是什麼？但或者這個親身經歷死蔭的幽谷的過程也並不能帶給我帶來這個答案的最終揭曉。但就我而言，還是願意選擇相信冥冥中有一位控制著我的靈魂的上帝。”飛龍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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