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下!”莫邪厲聲喝道。佩潔只得乖乖地跪了下來。
“你知道現在你的同窗在做什麼?你的同齡人在做什麼?當人家趕早貪黑,夜以繼日地努力拼搏奮鬥時,你竟然把時間浪費在這些無聊的毫無益處的來回奔波的路途上,只知道羨慕人家成功,自卑自己一事無成,卻不知道人家的付出是你的十倍,幾十倍,我上次才告訴你,要自律要自律,自律決定你這一生的成敗,才說幾天,你就當忘到九霄雲外了?難道我的話你全都盡當了耳旁風了?”莫邪氣得怒不可遏,臉色青了又紫,抄起竹鞭忍不住又想狠命地打佩潔,但又怕打壞她,畢竟還是個孩子,要是打壞了骨骼那就是毀她一輩子的事,要打也只能照肉多肉厚的地方打,便說道:“是你自己動手還是我親自動手?
“娘,別,別,我下次不敢就是……”佩潔求饒道。
“下次?沒有下次!這次我就要打得你長出記性來!”說完不由分說就將佩潔摁在木凳上,扒下褲子就照那赤裸的臀上狠命地打。
“娘,我不了,我不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佩潔疼得大聲哭喊道。伴隨著她的哭叫聲那竹鞭打下的條條紅道和印跡立現。
“我叫你不長記性,我叫你不長記性!”莫邪邊斥邊打,自己的眼淚也簌簌地掉了下來……直打了好一會兒,她才停了手,復又喝道:“下次再敢犯,我非把你吊起來打死不可!”
“娘,我錯了,我會改正的。”佩潔說道,自己從凳上艱難地直起身來,一瘸一拐地要回私塾去。莫邪便命人護送她。
昭熳的回憶收了回來,她又向飛龍暗中求告自己心中的困惑:
“我總覺得在你身上似乎有種毛病,就是在分析問題時,總是會牽強附會的尋找一些什麼必然性的根源。其實我的看法倒是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這個說法在這裡適用但不一定在那裡也適用。但我覺得你的問題就是一旦自己找到一個什麼必然性的藥方就興奮激動地拿去包治百病,好象什麼事情的根源都在這裡邊。比如好象讀了聖經人就會變好之類,似乎人作惡的根源在於沒有讀聖經,而讀了別的東西,因此觀念秩序走偏了……我覺得並不是這麼絕對的。因為不少讀過聖經的基督徒也幹過壞事,教會也是如此,比如那些宗教裁判所,火刑柱,獵巫運動,所行的不僅是迫害,而且還是完全泯滅人性,喪心病狂的殘忍,冷酷與魔惡……這究竟是經書的問題還是人的問題?”
夜裡飛龍回答她道:“經書是一回事,人的作為是一回事。因人的作為去攻擊經書是沒有道理的,同信一個經書,有的信徒作惡,有的不作惡,怎麼解釋?所以關鍵不在於對經書的質疑上,而在對人性選擇的考察上。一個人信仰的深刻度可以透過其語言來顯明,一個人信仰的虔誠度可以透過其人性的選擇來得知。”
“然而那些參與了宗教裁判所,火刑柱,獵巫運動等迫害行為的基督徒,包括主教甚至教皇等等,你不能說他們對信仰理解不深,也不能說他們對信仰還不夠虔誠,但為什麼他們就幹出了那樣極其罪惡的事情?為什麼還是會做出那樣的人性選擇?為什麼還是要竭盡自己人性之魔惡的極端?他們究竟是在想成為天使還是成為魔鬼?我的看法到很簡單,聖經並不能完全改變一個人,更不能制止一個人作惡,真正能夠制止一個人作惡的途徑與方式還是要對他的絕對權利進行制衡。”昭熳說道。
“這個看法我是認同的。所謂宗教改革其實就是對教會教皇主教們的絕對權利進行制衡。基督教新教的特點就是分散化的多中心秩序與治理。絕對權力被分散,各中心之間存在一種相互監督約束制衡的作用。但是作為聖經的理論和上帝的話語不應因人的無法自我戰勝的先在無力性欠然性裂傷性悖逆性而蒙羞。這仍是兩回事。”飛龍說道。
“那我問你,制衡之法究竟是出於人的實踐糾錯還是也能從聖經裡面找到其必然性的源頭?”昭熳問道。
“糾錯本身就是源於人的先在無力,侷限,斷裂,欠然,悖逆,裂傷。懺悔與救贖也是如此。實踐中的糾錯只是一種被動性的改變和調整,但理論上的糾錯定義則預示著一種主動性的必然,即糾錯是人必然向前行方式。制衡之法也是法律,它必得也要有個神聖性的終極依據和來源,否則怎能使人信服和甘願長久遵循?如果法律是人人都應該遵守的,那麼這已經肯定了法在人上。法律既是一種原理與規則,就是屬於一種精神性說明。誰在人之上?誰在人之前?石頭一定是存在於人之前的。但是石頭本身不能說明自己。而只能有一種在它之前的先於它而存在的精神性概念來說明它。這表明法律不是來自石頭自身的屬性,而是來自於先於石頭而存在的精神概念。”飛龍說道。
“但如果說它的總源就是絕對精神呢?”昭熳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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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它就不能絕對公正的地解決關於對惡行的終極審判,就不能給人的靈魂以終極的慰藉和安寧,就不能給人的靈魂與死而復活的希望,凡是種種,就表明它仍然不是完美的全能全善的,而只有那完美的全能全善的存在,才配得上法的終極依據和來源。”飛龍說道。
“除了上帝就沒有別的形式與途徑是完美和全善全能的了嗎?”昭熳說道。
“世界只有一個源頭,這就排斥了多神論,多元化,多重性的終極性說法。所謂多神論,多元化,多重性的說法,乃在於人不認識那唯一,而真正的唯一又不是靠暴力強迫來維繫的唯一,比如黑魔二教,它們也具有終極性,也信唯一神,但他們的傳播方式與做法是靠非自願自主自由自發的暴力強迫。而基督教的則只是靠傳播,影響,一個人對此認不認信,靠的是自己的自願自主自由自發。唯一神只有一個,袘不會因各種不同宗教組織的人去怎樣去描述袘,袘就會改變自身。所以關鍵的問題不在人們的各自自我強調,而在你那教義的內容是否更符合絕對的完美與全能全善?在你那教義的超越性公正何在?在你那傳播與影響的方式是否沒有采取暴力強迫的專制專橫手段?除了上帝,再無別的絕對完美和全能全善的形式與途經。唯物論具有終極性,能夠解釋很多現象,也能打通很多思維認識的困境環節,但對於人的精神心靈的希望來說,它卻不是完美和全能全善的。絕對精神也是一樣。”飛龍說道。
“體現在市場行為上呢?”昭熳說道。
“信仰的市場行為是面對神聖的敬畏與謙卑,自律與規範,由人的上半身來驅動,而有些市場行為更多是由人的下半身與慾望來驅動,那就是無信仰的市場行為,故而多缺乏敬畏與謙卑,自律與規範。”飛龍說道。
“假如公子不公正,君子不君子,門客,養士與家奴還忠於他們嗎?”昭熳又問道。
“如果還忠於他們,那麼這些門客,養士是和家奴就成了幫兇和狗腿子了。門客與家奴對領主的死忠,始終表面上看是一種制度性的人身依附關係和為了謀生的人身依附的無奈,但更深的層面是對一種良善和道德精神的死忠,因為錢財從來就不是人死忠的理由,真正為錢財而自願主動殉身的人可謂少之又少,只有一種超越性的良善和道德才會構成人的死忠與死難的理由。所以表面上看門客與家奴寧可死掉自己也要為主人去刺殺主人的主人乃是出於一種私人感情性的對主人的死忠,實際上他是為了一種信念,它與主人之間是信念的同盟者,而這個信念大都是超越世俗私人感情的超越性的良善和道德精神。這個超越系的樑上和道德的終極依據和來源只能歸結到上帝。前面說了,石頭不是這個終極依據和來源,絕對精神也不是這個終極依據和來源。”飛龍說道。
“如果要將基督信仰與我們這裡的本土文化傳統習俗進行結合,該怎麼辦?”昭熳再問道。
“那就應該回溯到周制三代的古儒源頭,回溯到那個以血緣宗親為紐帶的分散化秩序的家庭倫理世界,並進一步回溯到全民皆可敬天祭天的傳統。所謂的大家庭,不該是以消滅這些分散化秩序的家庭倫理世界,而代之以君王專制集權獨裁治理的大一統的形式與結構,而是超越血緣,宗親的差別之愛,尊卑有序,貴賤有別的小家庭形式而向著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大家庭形式突破和發展。大家庭仍然沒有被取消,只是這個大家庭不再是血緣式的大家庭,宗族宗親式的大家庭,更不是專制集權獨裁強迫下的大一統的大家庭,而是主動自願敬拜敬虔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人人平等,人人皆是兄弟姊妹,上帝就是我們共同的家長,而聖經就是我們這個大家庭的遵循之法和行動指南。”飛龍說道。
“後來的君王皇帝們剝奪和斬斷了民眾百姓的祭天敬天的權利以後所直接導致的後果又是什麼呢?”昭熳進一步問道。
“那就是王族和皇族的神聖性大打折扣。因為神聖性必然來自天。既然民眾百姓上千年都與天失去了直接心靈相通的聯絡,那麼他們的眼界就只能侷限在世俗生活的層面上,而在這個層面上,實用無疑是人的第一選擇,因此強調經世致用,學以致用便不足為奇。實用當中的極致無疑就是權力與金錢,實惠與好處。所以王族皇族在剝奪和斬斷民眾百姓的祭天敬天的權力的同時,也把自身地位的精神屬性領域方面的神聖性給砸毀了。民眾百姓會覺得他們的那個地位並不與天相關,並不是天之賦予,而只與世俗的權力爭奪相關,即你的那個地位是因為你透過武力血酬代價換得的,是透過槍桿子取得的,就是一種唯力決勝,勝王敗寇的結果,跟天之賦予的神聖性毫無關聯。”飛龍說道。
“因此在民眾百姓心中就自然會產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想法,理解和認為?”昭熳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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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大家會認為只要機會合適,誰都可以成王成皇,連地痞流氓乞丐也可以。什麼紫氣東來,奉天承運?叫得山呼海嘯的奴才和犬儒們真那麼看嗎?只怕那王那皇失了勢,失了位,在他們心目中立馬就變得一錢不值了吧?虛偽啊,大家就在這喪失靈魂真誠的世俗表演中竭盡誇張地表演,並樂此不疲。王位皇位既然不是上天賦予的而是人透過殘酷爭鬥獲取的,因此它就只具有實利和好處的價值意義而不具有天之賦予的神聖性,所以民眾百姓自然也就會對所謂天之賦予的神聖性那套說法嗤之以鼻,而只看重現實世俗的實用性,實利和好處,並且明白要擁有那些靠的就是殘酷爭鬥與血酬代價的不二法門。”飛龍說道。
“這是否就是一種社會戾氣產生的普遍根源呢?我也學學你,尋找一下必然性的根源。”昭熳說道。
“對啊。因此人們看重王位皇位看重的是什麼呢?顯然不是它的天之賦予的神聖性,而是它所意味和代表的權力,權勢,金錢,財富,地位,實利,好處,總之就全都是現實世俗實用性的那些東西,普遍的全民價值觀和人心都在往這個上面看。”飛龍說道。
“這是否也算是急功近利和人心浮躁的一個養成根源?”昭熳又調皮地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