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肅順來說，兵權非同小可，必須找個心腹掌握新軍兵權。杜瀚雖然也算肅黨，讓他輔助景壽編練新軍，未免有些大材小用。
高心夔是江西人，決定舉薦自己的江西老鄉陳孚恩，說道：“陳孚恩在江西辦團練頗為得力，又與亭公相善。他做官巴結得很，不如就讓他主持新軍。”
陳孚恩資歷很老，歷任禮、兵、刑、戶、吏五部尚書，道光年間就做了軍機大臣。但他實際上只是拔貢出身，在官場上擅長投機鑽營。
咸豐帝即位後，不喜歡陳孚恩的為人，逼他致仕。陳孚恩很快又傍上了肅順這棵大樹，又是辦團練，又是捐餉，表現頗為賣力。
肅順也向咸豐舉薦陳孚恩，把他重新召回了京城。肅順相信，以陳孚恩的才幹，必能練成一支新軍，必能抓住兵權，欣然同意了高心夔的建議。
中國傳統政治，是人治而非法治。同樣的，要辦一件大事，往往先選人，由這個人自己確定章程，創立制度，招募下屬。
這樣可以提高效率，但缺點也很明顯。人走茶涼，人走政息，辛苦建立的事業，很容易受到人事變動的影響。
肅順雖然精明強幹，卻仍未脫出傳統政治的窠臼。他打算重用陳孚恩編練新軍，對如何練新軍，反而不大關心。
郭嵩燾提醒他，說道：“亭公，朝臣都主張編練新軍，卻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仿效西方軍隊，聘請西方教官，使用洋槍洋炮，按照西式操法。另一種是仍按舊法練兵，配給洋槍洋炮。
“兵權關係重大，耗資巨大。亭公委託陳孚恩編練新軍，也應該給他定個章程，確定一個宗旨出來。只有這樣，練新軍才能練出實效，才能重振八旗的雄風。”
肅順沉思片刻，坦率地說道：“練新軍這件事，我之前很熱心，也跟皇上提了許多建議。可這事兒太敏感，親貴們盯得很緊。
“這幾年皇上對我很信任，我實心辦事，卻也得罪了不少親貴。因此，練新軍這事兒，我打算有所避諱，有所收手。皇上對洋人成見很深，若像粵匪那樣重用洋人教官，甚至讓洋人掌握兵權，皇上一定不樂意。
“徐繼畲倡辦新政，簡而言之，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我們編練新軍，也要中體西用，用中國傳統的練兵模式，配給洋槍洋炮，一定能夠練出一支勁旅。”
聽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幾個字，郭嵩燾和高心夔不約而同地想起了馮桂芬，不免有些失落。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寫道：“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是中體西用思想最早的淵源。
馮桂芬和徐繼畲一樣，見識高遠，思想深邃，是中國由傳統向近代轉換時，具有開拓意義的、影響深遠的思想家。
他們主張以中國文化為本源，以開放、健康、自信的態度對待外來文化，力主在多個方面向西方學習，不論東西、唯善是從，努力消解變革中的古今中西柔盾。
在滿清官僚看來，馮桂芬思想激進，簡直就是大逆不道。馮桂芬才高八斗，又是科甲正途，得到過林則徐的提攜。他如今年近五十，在滿清官場並不得意，嘔心瀝血寫成的政論集《校邠廬抗議》，根本就不敢發表。
革命軍攻克蘇州時，優待降官，馮桂芬歸順革命軍，如今已是江蘇省諮議局的議長。擔任議長期間，馮桂芬很快發表了《校邠廬抗議》。
這本書受到楊烜的重視，再版時，楊烜特地為之作序。因為這個緣故，清廷將之作為逆書，詔令禁燬。但實際上，很多清廷內部的有志之士，多偷偷閱讀此書。
滿清改革派從中汲取了許多營養，所總結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革思路，實際上就出自此書。
中華帝國境內，像馮桂芬這樣的思想家層出不窮。楊烜本人就是一個思想家、政論家，寫出了《論實事求是》、《中國社會階層分析》、《論軍政訓政憲政》、《論東亞共榮》、《均田免賦的深層次意義》、《中國民族工商業培育的動力問題》等一系列膾炙人口、發人深省的問題。
滿清境內，能與馮桂芬匹敵的思想家，也僅有徐繼畲一人，咸豐的見識更不能與楊烜相比。但徐繼畲仍受到頑固派的攻擊，咸豐也對他頗有不滿，把他從從一品的總督，降為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