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久保利通轉達過唐約翰和馬休.佩裡的意見後，島津齊彬力排眾議，全盤接受了“夷人”的“無理”要求。他這樣做，實在是別無他法。
島津齊彬雖然貴為薩摩藩藩主，卻也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苦惱和憂慮。
齊彬是上任藩主島津齊興的嫡長子。但“嗜蘭大名”島津重豪做藩主時，好大喜功，為追求蘭學做出了許多不切實際的舉措，導致薩摩藩債臺高築。
所以，島津齊興繼任藩主後，重用老臣調所廣鄉，削弱蘭學影響，提倡“國學”，即儒家學說。
齊彬雖為齊興嫡長子，卻像祖父一樣嗜好蘭學，主張積極學習西方，不被齊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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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彬生母死後，齊興寵幸出身低微的側室由羅，而齊興與齊彬父子間的隔閡也越來越深。
薩摩老臣調所廣鄉，與齊興的側夫人由羅，為了反對共同的敵人齊彬而結成盟友，勸說藩主齊興改立由羅的兒子，島津忠教為世子。
這一派政治勢力，在薩摩藩被稱為“忠教派”。
島津齊彬也不是吃素的。他作為薩摩藩藩主的質子，從小在江戶長大，與德川幕府首席“老中”阿部正弘成為好友，並結為政治盟友。
老中是江戶幕府的職名，是幕府將軍直屬的官員，負責統領全國政務，定員四至五名，採取月番制輪番管理不同事務。
舉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幕府老中類似於清朝軍機大臣。而首席老中則相當於首席軍機大臣，地位相當緊要。
1848年，阿部正弘藉口調查薩摩藩走私案，逼迫“忠教派”干將調所廣鄉自殺。而調所廣鄉正是時任藩主島津齊興的左膀右臂，發明了砂糖專賣制度，解決了薩摩藩的債務問題。
此舉沉重地打擊了“忠教派”，但藩主島津齊興對長子齊彬也變得更為憎恨。
此時，島津齊彬已經40歲，按慣例已到了接位的年齡，老藩主應當退位歸隱，由齊彬接管薩摩藩。
島津齊興不願把藩主之位傳給齊彬，卻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把藩主傳給庶子島津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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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島津齊彬兩歲的四男夭折，在屋頂上搜出了詛咒用的人偶。在此之前，齊彬已有多個子女夭折。
這在“齊彬派”看來，必是“忠教派”所為。這種卑劣行徑，使得齊彬派武士忍無可忍，向忠教派骨幹發動襲擊。
“忠教派”迅速做出了反應。1850年1月，島津齊興下令捕捉“齊彬派”骨幹。三名骨幹被迫切腹，另有五十多名武士被流放，留守江戶的家老也被迫切腹。
島津齊彬似乎已經窮途末路，襲封藩主之事更無希望。
這就是薩摩藩歷史上有名的“由羅騷亂”。
在“忠教派”窮追猛打之際，四名“齊彬派”武士脫藩逃出，向福岡藩、陸奧八戶藩求助。這兩個藩的藩主都是島津重豪的親兒子，也就是薩摩藩藩主島津齊興的兄弟，都由聯姻而過繼給了其他藩。
兩藩向德川幕府申訴，島津齊彬的盟友、幕府老中阿部正弘，藉機說服德川家慶將軍，逼迫島津齊興隱居。薩摩藩的藩主之任，最終傳到了島津齊彬手裡。
此時的島津齊彬，已經42週歲，從一名熱血的武士，熬成了一個成熟的藩主。他並沒有打擊報復政敵“忠教派”，反而竭力彌補“由羅騷動”帶來的裂隙，試圖帶領薩摩藩闖出一條富國強兵的道路。
齊彬贏得了藩內武士的擁護，但嫡父齊興、弟弟忠教的勢力仍然龐大，足以對齊彬的藩主地位產生威脅。
另外，島津齊彬一上臺就改弦更張，重新鼓勵“蘭學”，重用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這樣的下級武士，也引來的保守派武士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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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是，薩摩藩雖是日本數一數二的強藩，但在列強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試想一下，一個人口不足60萬、經濟嚴重依賴海上貿易的地方政權，如何對抗越國、美國這樣的新興大國？
因此，島津齊彬認為，與其打腫臉充胖子，不如暫時接受琉球獨屬中國的事實，然後忍辱負重、臥薪嚐膽，為日本、為薩摩藩保留下復興的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