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去年，黑旗軍攻佔南寧時，便不時有人勸進，恭請楊烜稱王。楊烜審時度勢，認為黑旗軍實力仍然弱小，堅持“緩稱王”的立場，並未理睬屬下的勸進。
現在，黑旗軍奪佔了廣州，楊烜又得到了以伍崇曜、陶煜為首的海商、士紳階層的支援，儼然已在廣州站穩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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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軍主力已被殲滅，敵我力量對比逆轉。楊烜稱王的條件已經成熟，屬下各部紛紛勸進。
總司令部是黑旗軍、軍政府中權力最大的部門，海軍官兵思想比較開明。總司令部與海軍一起勸進，可見人心如此，楊烜已不好再推辭。
稱王並非只是稱號上的改變，黑旗軍、軍政府的規格都將升級。楊烜稱王，相當於做大了蛋糕，屬下都會分到更多的蛋糕，得到實質性的好處。
但稱王也有弊端。傳統封建王朝都講究以禮治國，等級秩序極為森嚴。
一旦楊烜稱王，就意味著他要與清廷徹底決裂，就意味著他要徹底挑戰現有秩序，必將受到清廷不遺餘力的打擊。
此時，華夏雖然民變四起。但不少叛亂者別有用心，只想靠叛亂賺取富貴，爭取被官府招安。
譬如，1850年廣西貴縣天地會頭目張國樑降清後，被官府授予綠營官職。受張國樑事蹟的鼓舞，貴縣當年便湧現出數十起農民起義。
這些農民起義軍只是想混個一官半職，抗清意志並不堅決。清廷對此心知肚明，集中兵力優先打擊那些敢於稱王稱帝者。
當時民變雖多，卻鮮有人敢像洪秀全那樣稱天王，旗幟鮮明地對抗滿清。
如劉麗川在上海發動小刀會起義，佔領上海周圍數座縣城，建立大明國，只能自稱“大明國統理政教招討大元帥”。清廷立馬調集大軍鎮壓，劉麗川旋即向洪秀全稱臣，改稱“太平天國國統理政教招討大元帥”。
再如杜文秀在雲南發動回民起義，攻佔大理周圍53座城池，亦只能自稱大元帥，宣佈“遙奉太平天國南京之號召”。
楊烜若要稱王，就不得不考慮稱王后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他看過總司令部、海軍的請願書，精神為之一振，問道：
“依大家看，我現在稱王合適嗎？”
馮可欽準備已久，說道：“當年明太祖取南京為根據地，堅持‘高築牆、緩稱王、廣積糧。’但太祖奪下南京後，擊敗陳友諒，即稱吳王。
“百官僚屬備受鼓舞，上下齊心，都知道太祖乃是真命天子，無不盡心用命、誓死追隨。日後，太祖果真蕩平群寇，鼎定中原，恢復中華。
“大元帥若是稱王，將極大地激勵官兵士氣，加快我們統一嶺南的程序。”
楊烜點點頭，徵求陸雨晨的意見。陸雨晨說道：
“總參謀長講的不錯。我們很早就抱定了反清的宗旨，也在《民報》上、各種小冊子上廣為宣傳。天下皆知我們與滿清，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現在，我們即將奪佔兩廣，稱王的條件已經成熟。只要我們有海軍，只要我們守住五嶺，清廷就休想派兵過來反攻。
“而且，嶺南的重要性不如江南，又遠離燕京，僻居南國。我們佔據嶺南，太平軍佔據江南。清軍即便想派兵到嶺南，也要防備我們與太平軍前後夾擊。
“因此，大元帥儘可大膽稱王。據我所料，清廷有心無力，只會明發一道譴責我們的上諭，只會鼓勵地方辦理團練對抗黑旗軍。”
楊烜點點頭，表示認同陸雨晨的觀點。他十分關心洋人的態度，便詢問起一旁的唐約翰。
洋人思想開明，啟蒙較早，法國、美國已經開始採用民主共和政體。楊烜一度想採用共和政體，卻深知此時的華夏並無民主共和的土壤。
唐約翰說話不多，聽楊烜垂詢，才謹慎地說道：“我認為，華夏有著獨特的文化，一直都有精英政治的傳統。但傳統的皇權專制，已經嚴重阻礙了華夏民族的成長進步。
“因此，我贊成大元帥稱王，但要做一個開明的王，而非專制的王。或許，君主立憲才是最適合華夏的政體。如果大元帥日後稱帝，請一定採用君主立憲政體。”
實際上，在晚清乃至清末，革命派與立憲派一直爭論不休。彼時，革命派一直都不是華夏的主流。當時的華夏精英階層，大多數都主張君主立憲。
而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具有相當大的偶然性。革命派發動武昌起義時，孫文、黃興等領導人甚至都不在國內。
可以說，革命派引爆了辛亥革命，但立憲派的倒戈才是決定革命成功的最主要因素。
一直到民國初年，立憲派都很有勢力。袁世凱稱帝，與他的政治顧問古德諾不無關係。
古德諾是美國人，在學術界享有盛名，被美國人稱為“行政學之父”。他發自內心地認為，中國需要強人政治，需要一個“帝王總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