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案子結束的那個週末，我給他發了條微信，約他週六的中午在上次和張松見面的餐廳吃一餐飯。
他回答了一個字“好”。就這一個字，我看了足足有一分鐘，之後又時不時翻出來看一下，等這一天已經很久了，我覺得是時候把我知道的資訊告訴他了。
他比我早一點到餐廳，等著上菜的時候氣氛有點尷尬，我問他：“你讀的是哪一所大學？”“紐約大學”他回答。
“原來如此，這麼好的大學難怪你要離開這裡去美國，你在美國想過家嗎？”不自覺就問出來了。
他的眼睛看向外面“說不想是假的，但是沒有其他人那麼熱切的情感想要回來。按我的計劃，我應該不會這麼早就回來。”
他倒是說的雲淡風輕。聽他那樣說莫名的有帶你不開心，我問“那按你的計劃，你打算幾年之後回來？”他說“等我有了足夠的底氣，好歹可以保護我想保護的人的時候。”
“那是幾年？兩年，三年還是十年？還是說你是想躲避什麼？”我問他。“有的事情你不必知道？”他說的很認真，看了我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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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這句話我更不舒服了，反問道：“那你為什麼讓我做你的助理，別告訴我只是因為你認識我。我今天約你出來就是想跟你說清楚。你爸爸的那件事我現在都不能接受，我也因為這件事才想當律師，我想揭開真相。”
“我知道你是認真的。”他平靜而又肯定的說。
“那你呢，你難道不想還溫伯伯一個公道，我相信你跟我一樣不相信溫伯伯會做那樣的事情。”我平靜下來了說。
“可是，當年你是指證我爸爸的證人。”他不帶一絲情感的說。
“我知道，這就是我最疑惑的地方，為什麼他那天晚上要來我家，為什麼恰好被我看到了，為什麼我那天晚上要到窗戶那兒看到那該死的一幕。你知道那之後我做了多少次噩夢嗎？”
雖然我在心裡責怪了自己很多次，可是聽他那樣說我還是不能輕鬆的接受所謂的“事實”。“這些事你為什麼不早一點告訴我？”其實他問我的這個問題我也想過。
“當天晚上我就想去法院找法官重新審理，我要跟他說我爸爸和溫伯伯是朋友。可是是我爸爸讓我去作證的。我說的也都是我看到的。我去求爸爸的時候，他告訴我很多事情都是我們不能左右的，那樣的結果已經是最好的了。如果不那樣做，可能你還有你媽媽或者還有其他人都會有危險。”我把我知道的撿重要的全部傾吐出來。
“出國之前我去看了一次我爸，我一直不相信他會做出那種事，所以我求他告訴我他是被冤枉的，可是關於他的事他什麼都沒講，只是叮囑我千萬別責怪你和你爸爸。要用心看，而不是隻相信眼睛看到的表象。”溫彧說。
“這樣說的話你也不相信溫伯伯會行賄。準確的說他是被陷害的，而坐牢是最安全。”我試圖用一種很嚴謹的語氣說。
“是，但是這些事到此為止，之後你就別參與了。”他說。
“為什麼，你難道不知道我選擇這條路，這麼努力的學習最大的動力就是解開當年的謎底嗎？”我問他。
“太危險了，很多事情是你無法承擔的。”他認真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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