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蓮教的韓山童、劉福通、徐壽輝、鄒普勝等一批批的能人志士競相揭竿而起來反對元朝的統治，那麼元朝末年的社會到底有多黑暗呢？
話說元朝後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貴族已完全成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佔有大量的田土。元泰定帝也孫帖木兒忽必烈曾孫，海山帖木兒的堂哥，第十任）在其即位以前，元末農民起義軍曾獻給朝廷七千頃土地，元順帝妥歡帖木兒海山帖木兒的長子嫡孫，第十五任）時期，公主奴倫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轉撥給大臣伯顏的也有五千頃。獻納和撥給的土地尚如此之多，佔田的實際數量當然更多。元朝皇帝為了籠絡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銀和田土分賜給他們。元世祖忽必烈時期郭靖義弟託雷的四子，元太宗窩闊臺的堂侄，元定宗貴由的堂弟，被楊過用彈指神通打死的蒙哥的胞弟，射鵰英雄成吉思汗之孫。鐵木真的長子朮赤鐵木兒在東歐俄羅斯創立了金帳汗國，次子察合臺在哈薩克、新疆等地創立了察合臺汗國，三子窩闊臺在內蒙、外蒙等地創立了窩闊臺帝國，四子託雷的長子蒙哥受朮赤長子拔都擁立成為蒙古帝國大汗，蒙哥命託雷的四子忽必烈南征在中國創立了大元帝國，命託雷的五子旭烈帖木兒西征在伊拉克、伊朗等地創立了伊兒汗國，命託雷的七子阿里不哥留守和林佔領了窩闊臺，西察合臺被烏茲別克佔領後巴布帖木兒逃到西亞印度創立了臥莫兒汗國。忽必烈在位時間過長，在位35年，熬死了太子真金帖木兒，第五任），政府賜給大臣的田一次不過百頃，以後增至千頃、萬頃。以前賜田多在北方，後來更轉向江南蘇州等膏腴之區了。大部分蒙古貴族把從農民那裡收奪來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條件租給農民，用租佃的方法進行剝削。元成宗弘烈帖木兒忽必烈之孫，皇太子真金帖木兒的三子，在位13年，第六任）時期，為了酬謝擁立他的諸王貴戚而濫增賞賜，很快造成國庫"向之所儲，散之殆盡"，"歲入之數，不支半歲"的枯竭局面，只能依靠挪用鈔本來維持，導致鈔幣迅速貶值。元武宗海山帖木兒時期忽必烈曾孫，皇太子真金帖木兒的次子嫡孫，第七任），“近幸”為人請田一千二百三十頃，每年收租五十萬石，平均每畝要收四石，這樣苛重的剝削，必然要陷農民於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揚州廣佔田土，時常派人縱騎至各鄉“索債徵租，驅迫農民，剽掠麥禾”。元文宗圖帖木兒時期海山帖木兒次子，第十二任），大臣燕帖木兒請求皇帝把蘇州一帶的官田包租給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們轉租給農民。不僅如此，漢族地主兼併之風也與日俱增，農民為大地主的財勢所逼，這讓農民為爭取自由平等之生存條件的權利急轉直下。福建崇安縣有田稅人戶共四百五十家，納糧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納糧五千石，佔全縣納稅戶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戶，竟佔有六分之五的土地。在江南地區，田主除向佃戶徵租外，還隨意向佃戶徵收絲料，勒派附加糧，甚至迫使佃戶代服差徭。有的地主還用飛灑、詭寄等辦法躲避差役，賦役不均的現象非常嚴重，其結果是“大家收谷歲至數百萬斛，而小民皆無葢藏”。在北方地區，由於賦役不均，這也是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一個原因。
元朝初年，政府曾屢次命令地主減租，以後這種禁令也廢除了。元仁宗忽必烈曾孫，海山帖木兒的胞弟，第八任）延佑二年1315年），又下令在兩淮、江南“核實田畝”，但地主買通官府，隱匿田產，而官吏又欲藉此以“多括為功”，結果把兩淮地區由農民耕作的沙礆土地，也作熟地充數。“苛急煩擾”，民不堪命，就在此時，激起了江西等地農民反對括田增租的鬥爭。武宗海山帖木兒13081311年）以後，歷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趨腐朽。從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到惠宗至順元順帝第一個年號，只用了四個月）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間，換了八個皇帝。由於爭奪帝位，蒙古貴族之間長期相互傾軋，往往演成內戰。比如元英宗時的“南坡之變”，文宗時的“天曆之變”等。這時，國家軍政大權已經轉移到握有實力的蒙古大臣之手。在最高統治集團中，奢侈腐化成為風氣。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蒐括來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於無節制的歲賜和“做佛事”元朝國教是薩滿教，脫胎於印度佛教。元朝吸收印度的種姓制度，搞了個四等人制度，把蒙古人定為一等人，西域、歐洲的色目人定為二等人，北方漢人定為三等人、南方漢人定為四等人。元朝的種族歧視是其最終短命夭折的根源）。武宗時，政府年入鈔二百八十萬錠，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餘萬錠。仁宗即位後支出更達二千萬錠，其中大部分用在賞賜蒙古貴族。武宗時，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動上的開支，一度高達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據仁宗延佑四年1317年）宣徽院統計，僅供佛飲食一項，該年共用面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斤，油七萬九千斤，蜜二萬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萬頭。英宗元仁宗謫子，第九任）以後諸帝更是貪財好貨，掠奪無厭。在這種情況下，財政經常支絀，以致“朝廷未嘗有一日之儲”。元朝統治者要彌補虧空，只有加重稅收，濫發紙幣，而人民所受的剝削也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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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期，貪汙剝削愈來愈嚴重。政府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官吏斂括的花樣無奇不有。“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齎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窟”；甚至連肅政廉訪官吏也是“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稱銀，殆同市道”。到了元順帝妥歡帖木兒海山帖木兒的長子嫡孫，第十五任）時期，一切腐敗現象達到極點，蒙古貴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貪汙，地主豪強的專橫，與日俱增。以順帝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醜聲穢行，著聞於外”。元朝的統治已經走上了崩潰的道路，和殘酷的貪汙剝削平行，又接連出現嚴重的天災。元統元順帝第二個年號，用了兩年）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饑民達四十餘萬。元統二年江浙被災，饑民多至五十九萬。至元元順帝第三個年號，用了五年）三年1337年），江浙又災，饑民四十餘萬。至正四年1344年），黃河連決三次，饑民遍野。
在天災人禍的迫害下，農民成群地離開土地，武裝起義相挺而起。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今河南信陽）趙醜廝、郭菩薩的起義，提出了“彌勒佛當有天下”的口號，揭開了元末農民起義的序幕。順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的起義，稱“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義，棒胡燒香聚眾，起義者舉“彌勒小旗”。至元四年1338年），彭瑩玉、周子旺聚眾五千人在袁州今江西宜春）起義，起義農民“背心皆書佛字”，周子旺自稱周王，尊彭瑩玉為軍師，立年號。元廷派大軍鎮壓，起義失敗，周子旺犧牲周芷若是周子旺的女兒，據說周芷若後來為了替父報仇，效仿郭襄加入峨眉派修煉九陰真經，最終成為峨眉派掌門人）。周子旺組織的袁州起義雖然失敗了，但他為彭瑩玉抗擊元兵積累了寶貴經驗，彭瑩玉後來逃亡淮西投靠徐壽輝建立了天完證權。到了至正元順帝第四個年號，用了三十年）初年，小規模起義、暴亂已遍及全國，僅京南一帶的起義即達三百餘起。舉行起義的農民多是漢人、南人，因此蒙古統治者對漢人、南人更加仇視。元丞相伯顏等人曾提出了要殺絕漢人張、王、劉、趙、李五姓的主張，同時又重申漢人不得執兵器，不得執寸鐵，並且下今北人毆打南人不許還報等。這些禁令的實施，更激發了反抗的火焰，反抗蒙古統治者的各種各樣的民謠到處傳播。劉福通曾以“貧極江南，富跨塞北”為號召，當時有人說：“塔兒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兒紅，南人來做主人翁”，又有人說：“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這些民謠都強烈地反映了當時日益激化的民族危機和階級矛盾。元末紅巾軍大起義正是民族危機與階級矛盾的總爆發，而更主要是階級矛盾。
“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於黃河災區的一個民謠。到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果然因為挑動黃河，天下反了。這一年，元朝命工部尚書賈魯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農民共十五萬人修治黃河，同時又派兵沿黃河鎮壓這些農民。就是這些黃河工地上服役的農民，點燃了紅巾軍起義的導火線。紅巾起義爆發以後，一時“貧者從亂如歸”，不出數月，黃河長江兩淮之間，到處是揭竿起義的旗幟，這就是元朝末年著名的紅巾軍大起義。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發的紅巾軍大起義，主要分為兩支，一支起於穎州，領導人是劉福通；一支起於蘄、黃，領導人是彭瑩玉即彭和尚）。
至正十一年五月，韓山童、劉福通率領農民軍攻下潁州。劉福通長期以來即以白蓮教組織農民進行反元鬥爭。他最初在永年推韓山童為首，稱韓為宋徽宗八世孫，“河、淮、襄、陝之民，翕然從之”。不料事機洩露，韓山童被捕，其子韓林兒逃至武安，福通即來潁州，攻下朱皋，在朱皋開倉賑濟貧民，“從者數十萬”。以後又相繼佔領羅山、真陽、確山、汝寧、息州、光州等地。
至正十一年八月，徐壽輝、彭瑩玉攻下蘄州。彭瑩玉是袁州“莊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為人治病，袁州百姓“事之如神”。他長期利用白蓮教組織農民起義。至元四年1338年）起義失敗，逃匿淮西，淮民“爭庇之”。至此彭瑩玉又推布販徐壽輝為首，在蘄、黃起義，建元治平，國號天完，很快便佔領了武昌、安陸、沔陽、江州、饒州等地。
這兩支農民軍頭裹紅巾，稱為紅巾軍或紅軍；他們都信奉彌勒佛，燒香聚眾，又稱“香軍”。此外，以紅軍為號的還有蕭縣芝麻李、南陽布王三、荊樊孟海馬、濠州郭子興，“兩淮、豐、沛、許、汝、荊、漢”的農民都起來響應，紅巾軍的群眾基礎基本上都是貧苦的農民。元末文人葉子奇說，當時“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明太祖朱元璋也說，濠州地區“民棄農業執刃器趨兇者萬餘人”。
農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元末社會的貧富不均，階級矛盾激化，但蒙古統治者的殘酷民族壓迫也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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