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其實內宮與外戚一般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內宮權力大了，外戚也就跟著水漲船高起來。
諸如西漢的呂后專權以後，不顧漢高祖劉邦留下的“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的白馬之盟，大封諸呂為王。
還有唐朝武則天稱帝以後，只相信自己的孃家人，不只是大封武氏諸人為王，甚至還曾想立侄子武三思為儲君。
甚至外戚權力大了，都可以自己改朝換代，諸如西漢就是亡於外戚王莽之手、還有隋文帝楊堅也屬於是北周的外戚。
明朝開國以後，朱元璋有感於歷史上內宮干政和外戚專權的慘痛教訓，使用了兩個方法，一是在後世在選妃方面，拋棄了門第觀念，只選普通良家女子；二是加強了對於內宮的管理。
明朝除了在開國之初盛行與勳貴聯姻以外，諸如太子朱標取常遇春之女、燕王朱棣取徐達之女等，之後有明一代的后妃很少出身勳貴家族，多是挑選自民間，因此出現了“后妃多出民間”的現象。
因為明太祖朱元璋規定天子后妃及其親王王妃，必須要選擇普通的良家女子，當然範圍沒有限制到必須是普通老百姓，像普通的官、軍之家也可以，只要家道清白，相貌不錯就可以。
一般選妃的範圍是京城及其周邊地區，類似於後世的海選，然後由禮部篩選，最後剩下的幾十人帶入宮中，挑選一二人作為後、妃就好，至於其他落選女子是以禮送回家。
這樣一來，皇帝的內宮之中後、妃都是出自普通家庭，後族沒有強大的勢力，自然對於皇權形成不了威脅。
選擇后妃的範圍雖然限制於普通的家庭，避免了因為後族勢大，以至於後、妃威脅到皇權。
但正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如果后妃中有受皇帝寵愛的，其家族不是馬上就水漲船高了嗎。
這點，明太祖朱元璋也考慮清楚了，那就是給予外戚的待遇，往往是授予有職無權的職位。
比如說明仁宗的張皇后，被稱之為“女中堯舜”，出身於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她當選為太子妃以後，父親張麟僅僅是被授予為七品的兵馬副指揮。
明代宗的汪皇后在明代后妃中出身算是很好的了，父親汪泉是世襲的金吾左衛指揮使，汪皇后被冊封為郕王妃時，汪泉也就是升為三品的兵馬司指揮，祿不視事，也就是有職無權，等到汪皇后正位中宮，汪泉進為泉都指揮同知府軍衛，依舊是有職無權。
一般來說這些外戚也就是給一個錦衣衛的虛職，封為伯爵，最多是侯爵，還是有職無權，享受著俸祿就好了，當然外戚待遇還是不錯的，像爵位就可以世襲。
但明朝皇帝對於外戚一直是防範於未然，時不時打壓一下，避免其勢力膨脹，像到了明世宗嘉靖帝在位期間，以外戚世封非祖制，認為“祖宗之制，非軍功不封，洪熙時，都督張昶封彭城伯，弟升亦封惠安伯，外戚之封，自此始。循習至今，有一門數貴者，歲糜厚祿，逾分非法”。因此廢除了外戚爵位世襲的慣例。
在這種情況下，有明一代內宮壓根干政不得，連外戚都掀不起什麼風浪。
故有明一代，外戚最為孱弱。
明太祖朱元璋為了防止宦官干政，曾在宮門口立下禁止宦官干政的鐵牌。
其實朱元璋為了防止內宮干政，還立下過另一塊鐵牌。
朱元璋曾命工部制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詞，懸於宮中。
牌用鐵，字飾以金。
裡面是復著令典，對於各種規矩說的很是詳細；雖然禁止太監干政那塊鐵牌後來被太監王振取走了，但這塊禁止內宮干政的紅牌倒是沒有被人取走。
而且有明一代也沒有出現過內宮干政的情況。
還有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就命儒臣修女誡，諭翰林學士朱升曰：“治天下者，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俾預政事。卿等其纂女誡及古賢妃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經過朱元璋對於內宮如此細心的管理，是以終明之代，宮壼肅清，論者謂其家法之善，超軼漢、唐。
明朝在制度方面限制了內宮和外戚權力，其好處是顯而易見的，那便是沒有出現內宮干政和外戚專權的現象。
但弊端也不少，首先後族是一把雙刃劍，用不好了，自然是內宮干政外戚專權的情況，但用好了也是皇帝的一個強大外援。
皇帝可以利用後族與文官集團鬥，與一切不利於皇權穩固的勢力去鬥，自己去居中調節，從而大權獨攬。
但是很明顯明朝在這方面制度上是一刀切，直接限制死了後、妃和外戚的權力，自然利用不到他們了。
所以皇帝只能利用身體不全的太監來對抗文官集團，太監因為身體不全的原因，往往多是心理變態之人，所以一掌權就是禍國殃民，其副作用還是很大的。
其次因為明朝的後、妃，及其宮女多是來自民間，並非出自世家大族，所以在培養皇子方面，多是培養出一些帶有市井之氣的皇帝。
諸如明憲宗，他寵愛的萬貴妃是他的奶媽，從小就陪伴他身邊的，萬貴妃出自普通家庭，從小所受教育不好，自然影響到了明憲宗。
由此可見這個弊端，其實潛移默化之下，影響還是很大的。
這也是為什麼明朝皇帝多是帶有市井之氣，多是任性之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