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是在宋徽宗時期，“既隆道教，故京城佛寺多廢毀”，開封寺院改宮觀69所，僧尼改德士，宋徽宗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生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
許多士大夫也信奉道教，北宋晁迥“善吐納養生之術，通釋老書。”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道教文化中的許多重要的思想觀念與教義修為，對國人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
道教獨特的服食煉養方式，促進了茶的發現、利用和向民間普及的過程。道家思想和道教的教理教義，不僅為中國茶文化注入了生機和靈氣，而且是國人飲茶之“道”的最直接的來源。
道教信徒為了修道成仙、長生不老，創造了辟穀、吐納、胎息、導引、服餌等修行方法。
在普通的道教人士看來，茶既然是天上神仙服食之靈藥，其功效自是不同凡響，凡人食之，便可以上通仙靈了。
後來，茶這樣一種草木類藥餌，在真人道士的服食過程中的漸漸日常化、嗜好化，並逐漸在社會上擴散開來，於是，茶從一種功能性的藥物，演變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嗜好品。
起初，道教服餌以服食金石丹藥為主，然而這一類丹藥須透過鼎爐煉製出來，所採用的原料以金、銀、鉛、汞及各種礦石為主，成本非常之昂貴，且服食的風險很大。
草木類藥餌則恰恰與之相反，雖然它的功效沒有金石類藥餌那樣神奇，但是在養生延命方面依然可以達到可觀的效果。
古語有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苦苦糾纏於名韁利鎖之中，不得自拔。何以解之？
傳統道教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不失為一劑良藥。
首先道教讓人們內心寧靜。
在道教看來，人心浮躁不安、偏激失態的根本原因，在於不能正確對待人生的得失和把握慾望的尺度。
處置好之，才能成為“常清常靜皎如月，坦然應對世事人”。因此，道教主張“清心寡慾”、“寵辱不驚”。
人作為萬物中的個體存在，必須遵循事物執行的規律，樹立“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禍福觀與得失相互轉化觀，不以得喜、不以失悲，順應自然、榮辱不驚。
其次道教指導人們正確看待名利。
有些人，一生為了名利付出很多。有的人，透過努力確實取得了成功，但在成功的另一面，卻失去了許多人生樂趣甚至人的尊嚴。
而更有甚者，雖然努力了，但結果並不理想。
生活中，不必苦苦強求名利，或許是機緣還不夠成熟，更不要怨聲載道。對於名利，持“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和“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立場。
只有對名利看得開的人，才會擁有達觀豐盈的人生。
再次道教讓人們對生活更加樂觀。
道教講“陰陽和合”，即認為事物都有正面與反面，有相互矛盾的現象，也有相互融和統一的方面。
主張看待事情不要執著於一個死角去思考問題，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從大尺度的時間來看，任何事情是好是壞並不確定。
一個人幸福不幸福，在本質上和財富、地位、權力沒有絕對關係。幸福很大程度上由思想、心態決定，心可以造天堂，也可以造地獄。
要開心，先“開”心，跳出心靈的圈套，鑽出並打碎“牛角尖”，會使人感覺人生一下子海闊天空。
雖然韋寶儘量避開談論朝政，但丁紹軾依然與韋寶聊的挺開心的，沒有想到韋寶的知識挺淵博的。
丁紹軾是最清楚韋寶怎麼金榜題名的一幫人，雖然不會在背後說什麼，但骨子裡是瞧不起韋寶這種靠歪門邪道上來的人，靠溜鬚拍馬，靠手段獲取了權勢的人。
因為丁紹軾這種大學士都是靠科考正規途徑，一步一個腳印上來的。
當然，他們也依託人脈關係，但他們自己不會認為屬於溜鬚拍馬，他們只會覺得命該如此，是他們的座主有本事，連帶著，便該他們上位。
丁紹軾，字文遠，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出生於貴池縣一書香之家。
父名旦，歲貢，官湖廣衡州府通判。
相傳在他出生前，其父夢見一隻白鶴飛到他家庭堂上，不久他就呱呱而出。
幼時胸腹有七個黑點，聯綴酷如北斗星。幼即穎異，善於作文，文不矯揉造作，意賅言簡。
性格長益深沉，有氣度。
萬曆二十年，1594年選貢，二十二年應天鄉試中舉人，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四十三歲時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越三年，1610年，授翰林院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