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年間的事實已經證明天啟年間危機四伏，只不過是時間太短了，在危機沒有徹底爆發的時候，天啟年就結束了。
如果天啟年再長點，魏公公也不比崇禎強到哪去。
總之，所謂能臣魏公公是想象中的，現實中的魏公公就是一個人品爛，政治水平偏低的人。
位列東林黨人榜排名第133的徽州籍人汪應蛟，天啟元年剛當上戶部尚書的時候，就提出了多項財政開源措施，比如鑄錢、典鋪酌分、屯糧、抽扣工食、平糴穀倉、東征事例、房屋稅契、撫按捐助、節省鈔關銀、僧道度牒、催兵部馬價銀、南直牧馬地、南糧改折、庫折布粟等。
這些也就是所謂的雜項，總共可額定徵收的銀子是約296萬兩。
其中典鋪酌分、房屋稅契就屬於商稅類別。
房產稅契：凡有土地就有過割，有過割就有稅契。
民間房產買賣之時，酌定稅契每兩徵收二分，也就是房產交易稅，額徵近29萬兩。
典鋪酌分：從事典當生意的商人，獲利甚多。將各省的典當鋪按資產分成五等，每年分別徵稅十到五十兩不等，額徵19.5萬餘兩。
後來正式還徵收“優免丁糧銀”，明代文武職官、舉、監、儒、吏等類人員享有豁免一定的租賦、力役的特權。
現除生員依舊免徵外，其餘文武職官舉監儒吏也酌收優免丁糧銀，共額徵44.4萬餘兩。
魏公公執政期間，甚至免除了陝西的榷稅。
天啟年間，一年的遼餉收入大概就有400萬兩，這還僅僅是遼餉。
左光斗在河間府的屯田搞得有聲有色。
左光斗管理屯田期間，積極提拔屯田人才盧觀象，同時還主張把農政作為考核地方官政績的主要標準。
除此以外，左光斗針對北方人不擅長種植水稻，而北方賦稅要比南方要輕的特點，招募南方人來北方教北方人種地。
同時還開設“屯學”，這個“屯學”就是專門為屯軍及其子弟設立的學校。
要想進入“屯學”學習，還需要學騎射；錄取的屯生，還給予一定的土地讓其耕種；屯學童生還可以直接免去縣試，直接院試。
更好的是，屯田、屯學還不用國家財政支出，做到了自給自足。
“昨歲六百畝，今為四千畝，向之一望青草，今為滿目黃雲，雞犬相聞，魚蟹舉綱，風景依稀，絕似江南”，這些可都是左光斗的政績。
楊漣在常熟知縣任上幹得也很好，萬曆四十二年全國“舉廉吏第一”。
重視教育，增置學田八百畝，增置義田三百畝收租，用以學校開支；捐俸築府塘石堤四十里，人稱楊公堤。
商業稅主要分兩大類：一、關稅，包括內地關稅和海關關稅。
其中內地關稅又分鈔關稅，工關稅，門稅及過壩稅，船稅。
雜項包括塌房稅、酒醋稅、漁課、契稅、市肆門攤稅。
天啟六年、天啟七年，九邊拖欠的餉銀份額分別達72.38%（約237萬兩）和61.29%（約201萬兩），錢都去哪了。
天啟元年拖欠份額是36.58%，二年20.54%，三年9.76%，四年0.51%，五年8.38%。
怎麼反而魏公公執政了，九邊餉銀拖欠的數字反而越來越高。
而到了崇禎元年，經過新任戶部尚書畢自嚴的努力，明朝才勉強緩解財政赤字。
所以絕對不能對歷史有什麼刻板的印象，認為閹黨會搞錢，東林黨就完全不會搞錢，完全只知道吵架，不為國家著想。
東林黨裡面也有很多很有能力的大臣是很為國家打算的，是辦實事的。
皇帝這趟急招韋寶入京，一方面是要韋寶隨行護駕，讓天啟皇帝朱由校上山海關玩玩去。
另一方面就是要搞定錢的問題，在皇帝和魏忠賢眼中，韋寶是無所不能的存在。
四百多萬兩的缺口，再加上韋寶這趟裁軍十萬，需要補發的餉銀，合計至少超過五百萬兩紋銀。
五百萬兩紋銀這種事情，大明天下，除了韋寶，恐怕沒人能夠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