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統史書中，到了亡國之時，往往“奸臣當道”，擾亂朝政，而“忠臣”則與“奸臣”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最後結局往往是代表正義與忠誠，忠君愛民的“忠臣”最後被強大而邪惡的奸臣勢力所壓倒、消滅。
這非常符合悲劇藝術的創作手法。
只可惜未必符合史實。
韋寶與一幫官員好一通寒暄，然後與多位相熟的高官親熱入城。
“酒宴都準備好了吧？”韋寶對林文彪道：“所有在京的五品以上官員都要務必請來，大理寺和都察院的所有人都請來。”
林文彪答應一聲，“都派人去辦了，請爵爺放心吧。”
魏良卿急忙道：“這哪裡好意思，讓爵爺這麼破費？而且，爵爺請這麼多人，怕是有上萬人吧？”
“沒事沒事，這都是小意思。”韋寶微微一笑，暗忖上萬人有什麼了不起的，一人二兩銀子的標準，也不過兩萬兩紋銀而已，這點錢不算什麼。
“還是韋爵爺有氣派啊。”顧秉謙忍不住讚歎道：“看來，這回替魏公公和陛下解決遼餉銀的事兒，有著落了。”
韋寶聞言一驚，靠，什麼叫遼餉銀有著落了？
邊軍的餉銀找我想辦法？當我是財神爺啊？
韋爵爺攀附魏忠賢是順應歷史潮流，但內心對魏忠賢是毫不認同的，魏忠賢不說不學無術，至少沒啥大本事，充其量就是皇帝放出來執行政治任務的代言人而已。
若說魏公公有本事的，回到明末，問問苦難的民眾認不認同，江南的市民，陝北的農民，欠餉計程車兵，作為這個時代的人，他們一定會為洗白魏公公感到極大悲哀。
天啟元年，奢崇明反叛，二月，台州兵變。
天啟二年正月，廣寧失陷，二月，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反叛，四月，京師新募兵為取欠餉而兵變，五月，山東徐鴻儒起義。
天啟三年五月，京營士兵因遲發月糧，到總督戎政恭順侯吳汝胤門前鼓譟，七月，山海關士兵因糧餉不繼，大量逃亡。
天啟四年，長興縣吳野樵起義，五月，福寧州發生兵變，六月，南京操軍鼓譟兵變，八月，十月，山海關士兵又兩次鼓譟逃亡，八月，徐鴻儒義軍起義。
天啟五年正月，旅順失陷，九月，柳河大敗，十一月，戶部上奏，山海關年餉缺額一百七十萬兩，又修三大殿，瘋狂斂財。
天啟六年，論寧遠戰功，魏公公從子魏良卿封肅寧伯，三月，蘇州民變，八月，陝西已發生小規模的農民起義。
天啟七年，寧錦大捷後罷袁崇煥官職，魏公公養孫魏鵬翼為安平伯，魏良卿太師，魏鵬翼少師，魏良棟東安侯。
三月，陝西澄縣起義，饑民王二殺死知縣張鬥耀，正式揭開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
天啟年間幾乎沒真正太平過，它爛但因為時間短反而給人一種誤解，覺得鍋都要給崇禎背。
崇禎時的全面崩潰其實就是天啟種的因開花結果的表現而已，就如癌症，早期就不是癌了？
而且，最主要都是爛在沒錢，大量的兵變，本身就給馬上要蓬勃發展的農民起義運動提供了人力保障基礎。
沒有大量當兵的人領著，光是農民，很難一下子發展的那麼快。
當然了，評價一個人如何其實也要看立場所在，在天啟皇帝眼裡，魏公公及他一家真是“滿門忠烈”，“功德萬世”。
魏公公就是皇帝手上一個工具。
魏公公對明朝滅亡的危害很大。
明亡是個系統性崩潰，魏公公的所作所為，無疑起到加速作用。
魏忠賢靠裙帶關係成為明朝政局實際操盤手，使得明王朝的政治道德出現極大缺陷，導致民心出現離散。
魏公公破壞了明朝的政治秩序，任人唯親，結黨營私，在他所處的那個內憂外患的時代，他還這麼幹，無疑加速明朝滅亡程序。
所謂魏公公能為百姓與官員鬥，明顯是意淫，中國不存在外國的國王要依靠人民與議會，類似所謂東林黨，爭鬥以達到控制國家的情況。
明朝的皇帝不是沒權，而是很多皇帝不負責任或者自身能力有限。
從法理上講，明代皇帝至高無上，他們如果認真了，沒有大臣敢對著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