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朝換代過程中出現的政權空白加劇了治安惡化，山東西部饑民結夥成寇，嚴重地威脅了士紳—地主階級的地方霸權。
孤立無助計程車紳與李自成、地方土匪發生衝突，而清政權卻是以他們的救星面目而出現的。
進佔山東之後，滿清統治者任用前明官吏消弭動亂，恢復社會秩序和帝制文官系統。
在這樣的政治生態裡，逃難到南方計程車紳回到家鄉，獲得寬宥，並恢復了原來的財產和身份。
而運河貿易和水利基本設施的恢復，也促進了地方城鄉社會的安定。
清廷還很快恢復了正常的科舉考試以換取士紳的支援。
士紳需要秩序，其實他們在相當程度上象徵著秩序。
士紳對政治權力，或者說穩定的國家權威的依賴，決定了他們在政權和士紳關係中溫順和合作的終極立場。
總的說來，儘管滿清征服者與漢族合作者之間存在所謂正反交雜的雙重矛盾心態，彼此還是取得了某種相互適應。
前者需要後者的幫助用儒家符號去統治中華帝國，後者依賴前者的力量獲取和保障他們自己的利益並施展政治抱負。
在這種有博弈色彩的交易中，滿清統治者恢復公共安全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准許士紳的權益，重建他們通向仕途的路徑。
士紳對帝國權力的依賴揭示了他們獨立自主性的缺乏。
於是，不難理解在晚明士紳社會里發生的許多富有革新性的事情，何以沒有導向任何結構性的、實質性的變遷。
明清王朝更替最終也無法跳出傳統意義上“王朝循復”的窠臼。
在這個公式內，滿清政權也完成了從一個暴力闖入者到一個帝國制度傳承者的角色轉換。
韋寶覺得，自己現在構想的勢力擴張，也跳不出這個框框，就算自己是遼西本地人，在遼西地面上的擴張，稍微有點牌面，不會像建奴們的嘴臉那般惹人天生嫌惡。
但利益擴張的本質是一樣的，自己必須遵守秩序。
這個秩序就是不能太狠的從韋家莊周邊的地主們身上挖肉，畢竟他要發展，需要和這些人打交道，需要這些人的扶持，就像他將天地商號的銷售部分打包形成股份有限公司，將原先韋家莊四個裡的大大小小的里正甲長們都拉攏到身邊，只是殺掉了其中最頑抗的幾個人而已。
韋寶面對的情況，其實和李自成，和建奴政權，是同樣的。
這次聚會，主要是為了召集那些曾經就讀於山海書院的富家子弟聯絡感情，至於要如何做，韋寶之前就已經有構想了，此時又在房裡，邊抽菸，一邊默默完善了一遍，覺得可行。
清朝的團練定製於雍正初期，官方叫法是揀選民壯之制。
各省州縣例設民壯五十名，每不足額數餘亦僅供雜役。刑部尚書勵廷儀奏請團練民壯，令各州縣揀選民間壯丁，務足額數實，給工食分派學習鳥槍手二十名、弓箭手二十名、長槍手十名，選其尤壯者各一人充頭役，不時操練，務使技藝嫻熟，皆堪應用，奉行不力者罪之。
這50人裡不僅有長槍弓箭，也裝備有4成火槍，而後又讓這些人擔負地方上的治安。
這些人的領頭人，“毎名歲給工食銀六兩”，這只是相當於一個綠營兵半年的工資。
清朝就用這種民團來減少軍費開支。
因為民團中領頭人受過軍事訓練，而且有一定量力的火器，所以在川楚教亂時，民團才會打的比綠營好。
為了更好的利用民團，民團人士在嘉慶時便開始進入體制。
羅思舉、桂涵就是以團丁的身份提拔進了綠營，最後以從一品提督致仕。
這也讓民團與體制的聯絡更為緊密。
到了太平天國時代，團練的許可權雖被擴大，但整個過程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演變，不是從無到有。
明朝民間沒有這種合法的武裝，就算晚明時代貿然去搞，結果也只是更多的整出遼西遼東一幫山大王來。
韋寶覺得，不考慮政治，單純考慮目前明末近乎癱瘓的經濟因素，就應該將防務全部交給各地的地主民團，這種民團幾天就能像雨後春筍一般遍地都是，就算別的地方不搞，遼東遼西和北直隸，這些建奴和蒙古人有可能破關劫掠的地方，便應該搞起來，那樣的話，朝廷幾乎只需要出一個人的銀子，就能起到5個士兵的作用，將大大緩解經費壓力。
為了打仗，橫徵暴斂，將經濟直接拖垮，這是大明滅亡的主因，因為地主階級已經對皇權，對朝廷失去信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