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何嘗不是如此呢？
可後來，我卻放著生意不做了，放著錢不賺了，一門心思搞起了“華聯會”。我要是繼續做生意，每年怎麼也能掙上二十萬美金，以五年計算，那就是一百萬美金的收入。
可是，我這五年放棄了對金錢的追求，為的全是華人的利益，不但自己不掙分文薪水，反而每年還大把大把地往裡貼。如果把這幾年各種費用支出及捐獻的數目全部加在一起，足有數十萬美金，摺合成人民幣就是幾百萬呀！
說實話，這幾百萬元人民幣，如果放在海外華人中的鉅富身上，可能是九牛一毛。可是，這些錢對於才出國五六年又有四五年拿出全部精力搞“華聯會”的我來說，就不是一個太小的數目了。
還有，搞“華聯會”，有一個時期幾乎整日裡把腦袋掖在褲腰帶上。
陳大使，這您是知道的。
特別是九五年，為了嚴厲打擊華人社群中的個別犯罪分子，為廣大華商創造一個安定的經商和生存環境，我毫不猶豫地站在了鬥爭的最前列，把自己的電話號碼公佈給全體旅匈華胞，作為舉報電話。這樣一來，華人社群的個別犯罪分子當然會把我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置於死地而後快，他們不僅叫囂要出資二十萬美金買我的腦袋，還氣急敗壞地揚言要殺掉我的全家。為了堅定我與犯罪分子鬥爭的決心，我是一步一把淚地把我的掌上明珠菲菲過繼給西班牙的一個朋友的。
陳大使，您清楚，搞“華聯會”，不是哪一個人的主觀願望，而是當時旅匈華胞生存的客觀需要。這話既不是“客裡空”，也不是什麼“大道理”。
那時的布達佩斯華人社群，一些犯罪分子為非作歹，大肆魚肉同胞，搶劫、綁架、暗殺，無所不用其極。而立足未穩的華胞由於語言不通和不諳所在國的法律，一盤散沙，群龍無首，任人宰割，惶惶不可終日。
是“華聯會”為廣大華胞撐了腰。從而，“華聯會”成了旅匈華胞的“主心骨”。
陳大使，說真的，搞“華聯會”，不是沒有好處可撈，也不是沒有油水可沾。是我不想撈也不想沾。
比如一斗“四虎”時，“四虎”市場老闆講只要我對他拍賣商亭使用權來個不聞不問，配合他達到他該達到的目的，他就背地裡塞給“華聯會”和我六十萬美元。無疑，六十萬美元的誘惑力是巨大的。有了這六十萬美元，如果回到國記憶體在銀行裡，靠吃利息一輩子也夠吃夠花了。可是，我要是私吞了這六十萬美元的昧心錢，就要使廣大華胞蒙受六百萬美元的損失。這種缺德事兒，這種出賣人格和國格的勾當，我能幹麼？
然而，一斗“四虎”勝利了，廣大華商的損失避免了，可我得到了什麼呢？
當然，我得到了廣大華胞對我的信任，但也被一些人譏笑為傻瓜和白痴！
要說委屈，或者講氣憤，莫過於一斗“四虎”中與屠永明合建“中國商城”的事情了。
陳大使，當時的實際情況您是清楚的，我也不想再重複。可事後，卻有懷疑甚至誹謗我與屠永明穿一條連襠褲，合夥騙取華商的錢。
這不是顛倒黑白和無中生有又是什麼？
我明明為維護廣大華商的利益不惜肝腦塗地，卻落了個“詐騙犯”的罪名。
更有甚者，居然有人誣指我是政治騙子，還向匈牙利警察；局“揭發”我是什麼中國安全部門派過來的特務，還妄圖武裝一萬名華人攻佔布達佩斯進而奪取匈牙利的國家政權。
這些人良心何在？
這世道的公理又何在呀！
當然，“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我會坦然處之。
但是，要說不委屈，不氣憤，也不是真心話。
誰也不願意讓別人往自己頭上扣屎盆子！
還有，辦《歐洲之聲》報。
這份報紙，究竟辦得如何？我不說您也有公正評價。華胞們說她像《人民日報》海外版，便足以說明她是如何的熱愛祖國和起到了廣大旅匈華胞的喉舌作用。
但是這樣一張深受廣大旅匈華胞喜愛的報紙，卻因辦報經費拮据，久久陷入困境。為此，我不惜傾家蕩產，我多次向國內有關部門求助，結果至今仍前途未卜。為此，我傷心透了。
這件事情因我們多次交談過，也就不再重複了。
再有，人們通常的思維定勢或者說社會上的處世價值原則，即無論幹什麼事情都有一個為什麼或圖什麼的問題。
是呀，我搞“華聯會”，到底為什麼和又圖什麼呢？
為此，家人不止一次地問過我，朋友不止一次地問過我，我自己更是不止一次地自問自答。
我總覺得，人活在世上，沒錢不行。尤其是在國外，不但沒錢不行，而且錢少也難以生存。但是，人活著也不能完全是為了掙錢。如果這樣，豈不成了掙錢的工具？豈不變成了金錢的奴隸？
再說，錢掙多少才是多呢？有了一億想十億，有了十億想百億。錢是無底洞，慾壑難填呀！所以，我以為錢是身外之物。掙的夠吃夠花了，就應該講點奉獻，做點公益事業，積累些精神財富。在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上，我覺得精神財富更難以擁有，因而也更有價值。
我這麼講，並不是說我搞“華聯會”就證明自己有多麼高尚，多麼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