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五年後，成吉思汗席捲中原、搖撼宋廷，宋皇無奈，把自己的嬰兒託給尚德撫養。這件事不久敗露，成吉思汗逼索嬰兒，尚德決定交出自己的嬰兒來代替朝廷遺孤。然而尚德的妻子葉端美堅決反對，她認為，天底下應該人人平等，皇帝的嬰兒和百姓的嬰兒價值相等，為什麼要以一個嬰兒的死去換取另一個嬰兒的生？為什麼忠義精神竟包含著如此殘酷的內容？她決定直接找成吉思汗評理。成吉思汗見到五年前的心上人，又驚又喜，宣稱如果葉端美肯嫁給他，兩個嬰兒都可保全。尚德本著忠於宋廷的精神，勸妻子葉端美答應這個條件，但葉端美卻勸丈夫與自己一起自殺，讓成吉思汗看一看夫妻倆緊緊擁抱著的屍體。見此情景，成吉思汗終於深深地被感動了，他停止了暴虐，成了賢明君主。
首先，《趙氏孤兒》裡的關鍵性情節——換孤，在伏爾泰這裡受到了否決。葉端美以歐洲啟蒙主義者的平等觀念，從根本上批判了忠義精神。這實際上體現了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對於封建主義思想意識的否定和更替。其次，《趙氏孤兒》中的強烈復仇思想到了伏爾泰手下卻被重重戀愛所包裹、所消溶。在《趙氏孤兒》中，屠岸賈是政治野心的化身，因此義士們必須以鐵和血的政治謀略去對付；在《中國孤兒》中，成吉思汗本身就是一顆多情的種子，因此可以用壯烈的情感洪波把他感化。在兩相比照中，人們很容易地看到，《趙氏孤兒》閃耀著理智和意志的冷光，《中國孤兒》散發著人性和情感的熱量；《趙氏孤兒》面向著政治和社會的大局，《中國孤兒》立足於夫妻和親子的關係。總體說來，《中國孤兒》所依附的思想基礎比《趙氏孤兒》更前進了一步，但《趙氏孤兒》仍然可以以自己所體現的嚴峻邏輯傲視《中國孤兒》的溫煦夢幻。《中國孤兒》中所體現的自然情感在冷酷的現實面前是無法實現的，成吉思汗巧遇五年前的情人而回心轉意的情節勉強地使這種情感獲得了勝利，但那畢竟是一種過於纖巧的安排、過於奇特的構想。中國人比較現實，明智的儒家思想錘鍊了他們的觀念和理智，約束了他們的自然情感，使他們具備了一種正視社會現實的堅毅精神。他們習慣於用政治的辦法解決政治問題，用嚴峻的公理解決社會秩序問題，用戀愛的貞誠來檢驗婚姻問題，而並不把戀愛和情感置之一切社會問題之上，使它們幾乎足以囊括一切。例如面對元代這樣黑暗的政治環境，面對不少近似於屠岸賈那樣的獨裁寡頭和政治勢力，在中國人看來，《趙氏孤兒》所體現的精神要比《中國孤兒》所體現的精神更切於實用。《中國孤兒》以平等觀念為武器對忠義思想的否定是大體正確的，但以人情和戀情為武器對復仇精神的否定則並不見得高明。歐洲啟蒙主義的思想，既在總體上高過於迄止元代的中國傳統思想，但又不能處處凌駕於中國傳統思想之上。
歌德
也曾寫過一個題為《埃爾泊諾
》（Elpe
o
）的未完成的戲劇作品，有意摹擬《趙氏孤兒》中最後一部分情節。《趙氏孤兒》最後有奇巧的一筆：孤兒終於被當作程嬰的兒子被儲存下來了，獨夫屠岸賈為了褒獎程嬰的檢舉之功，竟把孤兒認作義子撫養多年，待到孤兒長大，瞭解了全部情況，毫不猶豫地親手殺死了“義父”屠岸賈。《埃爾泊諾》則寫一個弟弟殺死了哥哥，並把哥哥的兒子搶來當作自己的兒子撫養，待到這個孩子長大，知道了自己名義上的父親、實際上的叔叔的罪行，準備為自己的生父報仇。寫到這裡，歌德擱筆了，他一直未能把這個劇本寫完。歌德為什麼寫不下去了呢？原來，在中國的觀眾看來，趙氏孤兒舉刀殺掉“義父”屠岸賈是理所當然之事，而歌德卻不忍心看到這種場面的出現。歌德考慮到了這位“假父親”十餘年來真心誠意的撫養，想到了孩子的成長過程與這位“假父親”密不可分，也想到了孩子對於真正的父親的概念卻還是抽象、空洞的。因此，在歌德看來，這個成長了的孩子向“假父親”舉起刀來的時候不會是不假思索、毫不猶豫的。嚴格說來，他頭腦中那些本於基督精神的仁愛思想根本不容許這個孩子舉刀復仇，讓那個與自己有著密切情感聯絡的人倒斃在血泊之中。從這裡，我們又可看出中國民族精神中那種高度冷靜的理智，以及復仇思想的決絕性質了。
總的說來，《趙氏孤兒》的情感形態是單向的，服從於更高的社會政治原則的；而伏爾泰、歌德的劇作，情感形態是多元的，並以自身為目的。利耶？弊耶？很難簡單裁定，因為這首先不是藝術處置問題，而是民族的心理習慣、時代的心理風尚的問題。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繼續研究元代另外一些呼喚歷史雄魂以一振衰敗現實的歷史劇。這些歷史劇的鋒芒，是及不上《趙氏孤兒》的了。
三、《單刀會》
這是關漢卿所寫的一出三國題材的歷史劇。劇情甚是單純：
吳國的魯肅，想從蜀漢守將關羽手中索回戰略要地荊州，但又懾於關羽的武勇，不敢貿然伸手。他想了一個辦法，準備設宴款待關羽，在宴席上軟硬兼施，先禮後兵，逼著關羽把荊州交出。當他把這個計策考慮定當，找有關人員商議的時候，有的人一味回顧關羽的赫赫功業，認為逼交之計欠妥，有的人則不願到這個危機四伏的宴會上去作陪。魯肅急於事功，仍然設宴邀請關羽。
關羽明知這個宴會別有用意，但出於英雄襟懷，還是單刀赴會。宴席之間，魯肅依計行事，不料關羽憑著一腔豪情、一身膽氣，在唇槍舌劍中把魯肅搞得十分被動，一籌莫展。最後關羽的兒子關平前來接應，關羽脫離險境，凱旋而歸。
這出戏的情節關鍵，顯然在於展現關羽和魯肅在宴會上面對面鬥爭的一個場面。但是，關漢卿對於這出戏的興趣，並不在於情節，而在於關羽的精神風貌。因此，他採取了頗為獨特的結構方式。全劇共四折，關漢卿竟讓主角關羽到第三折才出場，而在第一、第二折中放手展開對關羽的精神風貌的鋪墊和烘托。魯肅去找兩人商議，結果兩人的意見各寫了一折，這兩折情節進展是遲緩的，卻從兩個側面把關羽的精神風貌勾勒得清清楚楚。魯肅前去商議的第一個人喬公以一個歷史過程對關羽作了遠距離的總體概括，魯肅前去商議的第二個人司馬徽則以一個朋友的身分對關羽作了近距離的具體描摹。這樣，戲過去了一半，主角還未出場，但主角的形象卻已呼之欲出。待到關羽出場後單刀赴會，關漢卿的藝術重心仍然不在於危機的設定和解除的情節過程之中，而在於關羽進入危機前和脫離危機後的神情意態。這就是關漢卿不同於一般劇作家的地方。
《單刀會》有幾段唱詞膾炙人口，其中最有名的一段就是關羽在前去赴宴的途中對著滾滾江流唱的：
大江東去浪千疊，引著這數十人駕著這小舟一葉，又不比九重龍鳳闕，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夫心別，我覷這單刀會似賽村社。
水湧山疊，年少周郎何處也？不覺的灰飛煙滅，可憐黃蓋轉傷嗟。破曹的檣櫓一時絕，鏖兵的江水猶然熱，好教我情慘切！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
另一段，則唱於脫離危險之後：
我則見紫袍銀帶公人列，晚天涼風冷蘆花謝，我心中喜悅。昏慘慘晚霞收，冷颼颼江風起，急颭颭帆招惹。承管待、承管待，多承謝、多承謝！喚梢公慢者，纜解開岸邊龍，船分開波中浪，棹攪碎江心月。正歡娛有甚進退，且談笑分明夜。說與你兩件事先生記者：百忙裡趁不了老兄心，急切裡倒不了俺漢家節！
這是何等的風度！這是何等的筆力！這樣的段落，我們不能當作一般的唱詞來讀，而應該看作是作者的藝術目的的集中流瀉。
荊州究竟應該歸吳還是應該歸蜀，對於這樁古老的歷史公案，到了元代的關漢卿那裡，已不會引起太大的興趣，關漢卿因此並未在這出戏中展開善惡是非之爭。他並沒有偏執地讓關羽獨戴正義的桂冠，而讓魯肅承擔邪惡的罪名。關漢卿在這出戏中欣賞和追求的，只是關羽豪邁的情懷，雄壯的氣度。劇作家並不想過於嚴厲地鞭笞魯肅，但既然把魯肅放在對立面的位置上，那麼很抱歉，只能讓他在對比中相形見絀了，只能讓他在浩蕩雄風前顯得比較萎瑣、比較煩人了，只能讓他承受關羽的嘲弄，也承受戲劇家和觀眾的嘲弄了。因此，我們在《單刀會》中看到的，主要是兩種情懷、兩種氣度的比照和較量。即使荊州本該歸還吳國，魯肅的索討不無理由，關漢卿也要為關羽的豪情壯採叫好！在這裡，人物的情懷、氣度與歷史的功過是非，並不是完全合一的。
關漢卿的如椽大筆，曾經一再鮮明地劃出過善惡是非的原則分野，那是為了擦亮人們判別的目光，燃起人們心中的愛憎；在《單刀會》中，關漢卿呼喚著豪邁的情懷和雄壯的氣度，那是為了震聾發聵、掃蕩疲睏，給沉溺的民風灌注新的生命，替萎黃的中原輸送青春的活力。這兩方面的職能，有明顯的區別，而後一種職能，在審美等級上是更高、更超逸的。只有那些能夠以自己深遠的目光囊括社會和時代的整體空間的戲劇家，才會在給了觀眾以善惡是非的標尺之後，再進而為整體性的疲軟輸送情懷和氣度方面的補液。在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第十二夜》、《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暴風雨》等劇目中，我們不是也看到過戲劇家為了驅除中世紀遺留的呆滯空氣而在風采、氣概、情懷上的整體性灌注嗎？
當然，說到底，關羽的豪情壯採也有特定的思想基礎，那就是漢家的正統思想。關羽在與魯肅爭執荊州的歸屬問題時這樣唱道：
想著俺漢高皇圖王霸業，漢光武秉正除邪，漢獻帝將董卓誅，漢皇叔把溫侯滅，俺哥哥合情受漢家基業。則你這東吳國的孫權，和俺劉家卻是甚枝葉？
說著還以一柄錚錚有聲的劍相威脅：“今朝索取荊州事，一劍先教魯肅亡！”平心而論，關羽在這裡不大講道理。但是，正如我們前面指出過的，在蒙古貴族統治中原大地的元代，宣揚這種漢家正統思想，包含著明顯的反元意義。關羽在這出戏的最後所說的“急切裡倒不了俺漢家節”，與《漢宮秋》裡所說的“看今日昭君出塞，幾時似蘇武還鄉”，都以蘇武流落異族而保持漢家氣節的故事為依憑，都有著現實的針對性。關漢卿對蒙古貴族的黑暗統治的態度，我們已在《竇娥冤》等劇作中深深地領受過了，因此，不妨說，他對漢家正統思想的固守是比較堅定的。他甚至還由這種正統思想滋生出一種強烈的自豪感，認為正統就是真理，漢家即是主人，其他理由統統不在話下。在他筆下關羽面對魯肅時那種對於漢家正統觀念的執著和自信的態度，正是他自己的觀念、情緒的一種反映。
四、《李逵負荊》
山東棣州人康進之所寫的這出《水滸》戲，使元代劇壇的一角，別具一番風光。
鮮明的善惡觀念，浩蕩的英雄情懷，恰如我們前面所介紹的，在元代眾多的歷史劇中屢見不鮮。《李逵負荊》的鮮亮之處，在於把這種觀念和情懷，充分地性格化
了。在這出戏中，對是非善惡不再僅僅停留在判別、控訴和褒揚上，對氣概和情懷也不再僅僅是抒發和吟唱。這一切都被不露痕跡地融化進了一個有血有肉、天真憨厚的個性之中。它向劇壇提供的，不是一股冤，不是一腔恨，也不是一脈情，而是活生生的一個人
。其他雜劇當然也塑造了眾多鮮明的人物形象，但就人物性格的典型化程度論之，《李逵負荊》卻顯得特別突出。它較早地發揮了戲劇藝術的一種神聖職能：以一個典型化的人，去震憾和感染千萬個人。其他種種理性要求和情感要求，都溶解在這個典型化的人身上，都溶解在這種震憾和感染之中。
如果說，元代歷史劇的重要使命在於召喚來歷史的雄魂，那麼，《李逵負荊》招來的，是一個性格化
、個性化的雄魂
。
《李逵負荊》的情節，與《水滸傳》第七十三回中的有關描述比較接近，大致是：
在梁山泊附近的一個村莊裡，有一個王老漢與獨生女兒一起開著一爿小酒店。一次，兩名土匪冒充宋江和魯智深，把王老漢的獨生女搶走了。梁山好漢黑旋風李逵下山遊玩時聽得此事，只道真是宋江和魯智深幹了壞事，心急火燎地上山，大鬧聚義堂，砍倒杏黃旗，氣憤地指責宋江和魯智深。
宋江和魯智深都說絕無此事，李逵只是不信。宋江只得與李逵打賭：情願下山讓王老漢認辨，如若宋江被王老漢認定是搶人者，可讓李逵殺頭；如若不是，則李逵須為自己的魯莽失去腦袋。
王老漢一見李逵領來的真宋江和真魯智深，當然立即否認他們是搶人者。李逵輸了，但他又不願真的身首異處，於是便效仿古人的“負荊請罪”，揹著荊條去讓宋江打罰。宋江說，我們是賭頭而不是賭打。李逵覺得自己只有死路一條了，竟打算自刎。
正在這時，王老漢來報，那兩個土匪又來了，現在已被灌醉在家，只等梁山好漢去捉拿。李逵帶罪領命，與魯智深一起下山把兩個土匪捉來，因此得到了宋江的原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