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賄為前提的。同樣的身分、權力，同樣的貪婪、狠心，如果換了一個精明一點的人，壞事還會幹得更多、更大、更可怕。他不是還在嘟噥嗎：“近來官府盡有精明的，作威作福，卻也壞了多少人家”；象他這樣，“暗暗的不知保全了無數，世人怎麼曉得”……這番話倒也有幾分可信。總之，這個糊塗官不是一種偶然性的存在，他是一個無法無天的黑暗世界的必然產物。
於是，一脈人情，哪怕是包公發現母子之情的那一道溫煦的目光，也成了這個黑暗王國裡的一線光明。這出戏使觀眾興奮的，是包公的機智，更是包公的人情味。只有豐厚的人情味，才使他具有這種特殊的機智。
研究者們指出，李潛夫的這出《灰闌記》雜劇，可能受了《舊約全書》中有關所羅門王判決二母爭一子的記述的啟發，而後來，它又啟發了戲劇大師布萊希特，使他寫出了著名劇作《高加索灰闌記》。這是有根據的。《舊約全書》載，兩個女人爭奪一個孩子，都說自己是孩子的生母，來請所羅門王裁決。所羅門略作沉思即說：“把這孩子劈成兩半，一個人分一半也就是了。”一個女人立即大驚失色，叫道：“我的主啊，把這孩子給她就是了，萬萬殺不得！”另一個女人倒心平氣和。所羅門因此把孩子正確地判給了真正的母親——那個大驚失色的女人。這個故事，與《灰闌記》中的中心情節確實比較接近，只不過《灰闌記》更加合理（刀劈兩半的判決畢竟令人難以置信）、更加直觀（灰闌拉子是一種可以直觀的行動），因此更容易付諸演出罷了。布萊希特的《高加索灰闌記》儲存了灰闌拉子的情節，但旨趣與《灰闌記》正恰相反，略作對比，可以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灰闌記》背後所潛藏著的元代中國的社會心理的特殊性。
簡單說來，在布萊希特筆下，灰闌拉子的檢驗方法得出了相反的結果：疼愛孩子，不忍心拉的，恰恰不是身生母親！按布萊希特的社會思想，孩子判給了能真正疼愛孩子的一方，而沒有判給身生母親。在布萊希特看來，世間的權利都不是天賦的，而是帶有必然性的社會關係的產物。山川土地不應屬於地主，而應該歸於能夠開發、利用它們、真正在勞動中熱愛它們的人，其它一切事物也是如此。灰闌拉子，只是一種包藏著深廣哲理的象徵。但這種象徵，是透過對中國《灰闌記》的“翻案”來實現的。
布萊希特給我們展示了這樣一個故事：在一場叛亂中，總督被殺死，叛亂者在尋找著總督的獨生子以便斬草除根。但總督夫人只顧自己逃命，只顧裹卷衣飾細軟，忘記了孩子，廚房女僕格魯雪出於惻隱之心，掩護並帶走了孩子。此後，格魯雪歷盡千辛萬苦，把自己的命運與孩子的命運聯絡在一起。例如，當她逃難到哥哥家裡之後，哥哥見她尚未結婚而帶來了一個孩子，甚多麻煩，就把她嫁給了一個重病將死的農民，以便讓孩子得到一個合法地位，但這個農民是為了逃避兵役裝病的，竟從病床上躍身而起，真把格魯雪當作了老婆……總之，格魯雪為了孩子幾乎獻出了自己的一切。待到動亂結束，總督夫人終於找到了格魯雪和孩子的時候，灰闌拉子的判案就出現在法庭上了。但法官原是一位好心腸的鄉村小文書，由於動亂中的偶然機遇做上了法官，至今還堅守著勞動人民的立場。於是，儘管總督夫人把孩子狠狠地拉過去了，儘管法官也知道她是生身母親，孩子仍然被判給了格魯雪。布萊希特的結論是：
但是《灰闌記》故事的聽眾，
請記住古人的教訓：
一切歸善於對待的，比如說
孩子歸慈愛的母親，為了成材成器，
車子歸好車伕，開起來一路順利，
山谷歸灌溉人，好叫它開花結果。
至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出戏與中國的《灰闌記》的區別了。兩出戏都沒有排斥人情，而且都把人情放到了法律上面。明顯的證據，就是兩出戏都以灰闌拉子的計策來判案，都把孩子判給了不肯狠拉的一方。但這種人情的基礎，在兩出戏中是截然不同的。中國的《灰闌記》以家庭血緣關係為基礎，而布萊希特的戲則突破這種家庭血緣關係，以更廣闊、更深沉的社會關係為基礎。這裡體現了時代的區別，民族的區別和階級的區別。中國元代的李潛夫給包拯的公堂灌注的人情，只能是以家庭血緣關係為基礎的。這種傾向，直到現代，在東方民族中仍在經常地表現出來。
三、《合同文字》
這出無名氏所作的雜劇，可以把我們的探索進一步引向深入。
這出戏的劇情，簡單說來是這樣的：
汴梁西關有兄弟兩人，哥哥叫劉天祥，弟弟叫劉天瑞，劉天瑞已有了一個三歲的兒子。這年遇到災荒，兩兄弟商量，為了活命，兩家中應有一家外出逃荒，另一家留下看守祖業。商量結果，弟弟劉天瑞帶著妻兒外出，哥哥劉天祥留下。臨走簽下一紙合同文書，以便今後重聚時共分祖業。
劉天瑞和妻子不久就在逃荒途中病死，留下三歲的兒子劉安住，由一位好心的潞州人張秉彝撫養。劉安住長到十八歲上，就懷揣合同文書返回故鄉投親。沒想到狡詐的伯母想獨吞劉家祖業，騙取了劉安住的合同文書，說劉安住是騙子，並把他打傷。
包拯審理此案，很快就明白了其中曲直。他在公堂上玩了一個聰明的花招：讓差人來報，劉安住受傷後感染破傷風而死。包公於是就要挾那個狡詐的伯母，說如果能證明劉安住是她的侄子，長輩打兒孫輩致傷致死可以從輕發落，如果劉安住真是非親非故的路人，她就得償命！這下那個伯母當然急了，連忙拿出剛剛藏匿的合同文書，以證明伯侄關係。包公賺到了合同文書，便把活著的劉安住叫了出來，作出了公正的裁斷。
這出戏的藝術關節，無疑是包公所設定的這個賺得合同文書的圈套。但是，這個圈套為什麼會在審案中成功，並且又在觀眾中獲得許可呢？因為它建築在一種足以左右法制的普遍社會觀念上。這仍然是一種以家族倫理關係為核心的觀念。包拯在假傳劉安住死訊、又詢問劉安住的伯母是否與劉安住“關親”之後，說了這樣一段話：
你若是親呵，你是大，他是小，休道死了一個劉安住，便死了十個，則是誤殺子孫不償命，則罰些銅納贖；若是不親呵，道不的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他是各白世人，你不認他罷了，卻拿著甚些器仗打破他頭，做了破傷風身死。律上說：毆打平人，因而致死者抵命。
這段話，是有歷史依據可以佐證的。《元史·刑法四》載：“諸父有故毆其子女，邂逅至死者，免罪。”這裡所說的“有故”，未必是什麼是非之爭。中國社會學家瞿同祖指出：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父母對子女的管教懲戒權本是絕對的，倫理告訴我們，子當“有順無違”，這不是“是非”的問題，而是“倫常”的問題。在父母責罵時而和父母分辯講理，甚至頂撞不服，在孝的倫理之下，實是不可想象的事。父母將兒子告到官裡，官府懷疑到父母所陳述的理由是否充足，或是追問子女究竟是否忤逆不孝，也是不可想象的事。如果法官追問誰是誰非，便等於承認父母的不是，而否認父權的絕對性了。
“是非”，毋寧說是繫於身分的。我錯了因為我是兒女。他的話和行為是對的，因為他是我的父親。
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幾乎都是如此。包拯憑藉著這種觀念，構想了那個圈套。圈套的成功，使劉家的祖業得以正常地承襲。劇本曾經交代，那個不認劉安住的伯母原是劉安住的伯伯劉天祥的續絃夫人，嫁到劉家時曾帶來一個與前夫所生的女兒，她是想把劉家的財產移傳給女兒女婿。這在中國封建社會中顯然是一件侵凌家族正統觀念的大事，包拯把它扭轉過來了。總而言之，《合同文字》一劇所寫的公案，是以家族倫理觀念為手段
，達到了維護和張揚家族正統觀念的目的
。
可見，戲劇舞臺這座民間法庭，也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它必然受到特定的社會思潮和社會觀念的嚴格制約，包括那些思潮和觀念中頗為消極的部分。戲劇舞臺上的包公審案，可能比歷史上真實的包公審案要更合情合理一些，但無論如何他也只能是一箇中國封建社會的清官形象，而不可能跳離他的基本思想畛域。一個時代的公案戲加在一起，就總是這個時代社會法律觀念的系統性的形象展現。
比起其他公案戲，《合同文字》影響較小，這可能與它所體現的觀念較為消極，較難激起深刻的社會反響有關。這又說明，戲劇的整體系統雖然可以反映社會觀念的整體系統，但各部分的隱顯強弱又可以是各不相同的。
四、《陳州糶米》
這出戏，幾乎達到了元代公案戲的社會進步性的極限。亦為無名氏作。其本事為：
陳州大旱三年，民不聊生，朝廷要派兩名官員前去開皇倉糶米，劉衙內保舉自己的兒子小衙內和女婿楊金吾擔當此任。實際上，小衙內和楊金吾是兩名十足的貪官，他們不僅將米價提高一倍，而且用小斗量米、大秤收銀，還在米里摻進秕糠泥土。哪個百姓不服，即用欽賜紫金錘威嚇敲打。一個耿直的農民張憋古就這樣被他們打死了。張憋古臨死前囑咐兒子小憋古一定要找到包公告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