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其根本著作《大扶桑史》中，為了營造扶桑的特殊性，證明扶桑就是好，水戶學者編造出了皇室萬古一系的證據——這和《古事記》、《扶桑書紀》等古典有異曲同工之妙，反正神話、傳說、
個人筆記啥的，不管證據真假，只要有利就都往裡面塞。
而如今呢，恰好是西洋人凌迫扶桑的時候，扶桑人從自高自大變成了自卑敏感，那水戶學說還不大興於世啊——當然，對外開埠以來造成的經濟動盪，是水戶攘夷學說廣泛流傳的溫床。
可拔出蘿蔔帶出泥，攘夷說風行的同時，水戶尊王之說也不免大興於世。
於是，因德川幕府鎖國二百多年發展起來的國學，加上如今這個西洋凌迫扶桑的年代，這才造成了“尊王”這種復古的扭曲認知興起。
對西園寺來說，他是公卿，“尊王”推崇皇室之餘，那朝廷公卿也跟著雞犬升天，因此對此非常熱衷。
可對此時主廳中其它十位人來說，尊王的內裡就不是這麼簡單了：
尊王呢，有幾個個好處，一個是可以統合人心，一個是可以借名位壓制幕府，另外一個最大的好處呢，則是容易造成敬鬼神而遠之。
說白了，扶桑皇室傳承千年不絕，又是神道首領，這名望不用白不用；而幕府勢大，正面對抗的風險很高，不如借朝廷的名頭壓制。
而對有心人來說，最重要的是，“尊王”還可以引申為“王政復古”。
其實尊王只是一個表象，皇室、公卿浮華無用，這在幕府、諸侯包括民間都是公認的，因此“王政復古”之後，這大政就難免從幕府手中轉入新崛起的各方之手。
說到底，水戶學“尊王”一說的泛濫，背後也有推崇虛君共治的儒學者在推波助瀾。
當然了，不受國學水戶派、儒學影響的特例也有，比如幕府政事總裁的謀主橫井時存，他就是想效仿英吉利光榮革新的——慶永一系尊王不是反幕府，其憂國憂民的心思多一些，共度時艱才是其主要目的。
而今天給白主松平家主茂敏慶生，主廳坐著的十一人，這裡面對尊王感興趣的，直秀敢擔保，除了兩位公卿巖倉、西園寺外，哪是一個都沒有。
甚至連土佐的武市半平太，別看他自己跳出來給西園寺捧靴子，那也是別有目的——要麼是因為公武合體拉攏公卿，要麼是想“王政復古”分享權利，總之這也是個治政動物，尊王的虛頭別想騙到他。
因此，儘管藉著武市遞的梯子，西園寺在席間滔滔不絕，可直秀卻依然懶得理他：
“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
就扶桑如今這個鳥模樣，別說誇誇其談、固執己見的西園寺了，就連巖倉這種老謀深算的，直秀也不想交涉。
為啥呀？
因為利益不一致。
直秀拿不出能讓大家滿意的利益，因此呢，言語壓根就不管用,只能選擇拉一波打一波。
看直秀一直不肯接茬，最終還是公卿巖倉出面勸住了自己的小兄弟。但到此席間的氛圍已經被徹底破壞掉了，因此最終大家只能不歡而散。
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八日，是花祭灌佛和白主家主茂敏的慶生日。在這之後，京都內外開始準備酉日的“葵祭”。
葵祭乃是三敕祭之一，扶桑皇帝、幕府將軍和在京的公卿、諸侯都要出面參與。
而這時，上洛自辯的長州世子毛利定廣，他也已經趕到了近畿附近。
於是，在角色都已到位的時代劇場，大幕終於拉開，而這次表演的結果，將決定扶桑數年後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