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京畿西南地區雖然土地肥沃，但是當地計程車紳勢力卻遠超於其他地區，朝中勳貴勢要也沒能佔據多少土地。且因為土地肥沃的關係，這裡的百姓生活還過的不錯，並不願意同士紳們鬧翻。
至於京畿更南方的保定一帶，則大部分都是英國公府的田產，因為皇帝的命令，許顯純更是避開了這一片區域。
而通州以東的濱海平原地帶，除了天津衛及少數幾個縣治外，大部分土地都是被拋棄的荒原地區。不是說這些地方一點都不能耕種，而是耕種後的投入和產出不成比例，根本無法養活人。
如此一來，想要仿照順義的方式，強行推行耕者有其田和村社制度，也不會得到多少百姓的支援。反而會讓京畿僅有的一片產糧區陷入混亂，這顯然不符合朝廷的利益。
只有到了這個時候，朱由檢才發現為什麼分田地要同打土豪聯絡在一起。
分田地只能獲得受益者的好感，但是打土豪卻能獲得一個堅定的追隨者群體。
大多數人不會因為對某人或是某些政策存在好感，而支援某個團體。但是他們卻會因為共同的敵人，而圍繞在領導者的身邊，這是人類抱團取暖的天性所決定的。
能夠迫使勳貴、士紳拿出一些田地出來，收取鄉村的公共土地分給無地貧民，這已經是朱由檢騰挪週轉的極限了。
至於打土豪這種口號，朱由檢也只能在腦子裡喊喊而已。畢竟現在，他才是大明最大的土豪，封建王朝地主階層的總頭子。
他要是喊出這種口號，估計連東林黨人都要放下同福王之間的恩怨，聯合起來奉天靖難了。
無可奈何之下，他也只能考慮暫時收手，先保住順義一縣的土地改制成果了。
不過即便是他準備暫時停止激進的土地改革政策，也不打算就怎麼灰溜溜的偃旗息鼓。於是，他便想聽聽，京畿附近土地眾多計程車紳領袖，前內閣首輔馮銓究竟是怎麼想的。
馮銓思考了許久之後，才緩緩說道：“臣以為，耕者有其田之策固然是醫治大明現狀的一劑良藥，但是如果按照順義縣這種過於激烈的土地改變政策，恐怕大明沉痾未去，而鄉間禮儀已經盡廢。
陛下治國當以尊崇禮制為先，上下尊卑名分既定，則倫理綱常自然秩序井然。社會秩序穩定了，士農工商四民就能各安其位，各守其業。四民不亂，則天下不亂；天下不亂，則大明自然江山永固。
北方土地貧瘠，產出遠較南方為少。南方三畝大約能養活一人，而北方之田就要倍之。
且北方田地多為旱地，水澆地數量極少。北方田地多為看天吃飯，少雨則旱，多雨則澇。因此北方之民少有積蓄，若是想要安定地方，遇災年而不起民變，則必要當地士紳出面組織賑災或是興辦水利不可。
也正因為士紳是安定地方的支柱，因此凡是本地之民都往往依附於當地士紳而活。若是鄉民之間有所爭執，大多數人不是上衙門爭訟，而是請求他們所依附計程車紳進行裁判。
如果按照順義縣那種土地改制的做法，地方士紳的力量一掃而空，若是地方上有什麼三災二害，誰為陛下安撫民眾，消除民變的隱患呢？”
馮銓述說自己的想法時，也一直在觀察著崇禎的神情，看著崇禎並無什麼不滿的神色，他才大著膽子繼續勸說著皇帝。
不過當他發覺自己述說士紳在地方上的重要性時，崇禎皺著眉頭似乎並不怎麼認同，他趕緊又補充道：“…自然，地方士紳並不都是遵紀守法，謙以待人的道德君子。也有一些欺壓良民，無故侵奪民田的土豪劣紳。不過陛下終不能，因為幾顆雜草把整塊田地的莊稼都拔除掉…”
聽完了馮銓的想法之後，朱由檢沉思了許久，才開口說道：“馮學士說的也不無道理，《資治通鑑》裡也說過：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順義縣的土地改革既然已經完成到這種程度了，朕也就不打算再退回去了，即便是作為一個試驗區或是參照物，也沒什麼不可以的。
當然，其他各縣的土地改革可以暫時停下來，不必急著按照順義縣的模式去做，也可以試試其他模式。
不過朕認為，我大明的土地就這麼多，而生口卻是年年都在繁衍。如果讓少數人佔有了大部分土地，那麼剩下的大多數人要怎麼辦？
如果朝廷不能解決百姓的吃飯問題，那麼就不能指望四民各守其位的安穩生活。百姓總是要為自己尋找活路的，你不能指望他們坐在家中乖乖的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