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天佑上了講臺，一隻臭鞋子立馬迎面飛來，他敏捷地側身躲過，面不改色地直視全場，用有力的聲音說道，“燕大的校訓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學校向來提倡‘思想自由，相容幷包’。正因為如此，燕大才能成為新中國首屈一指的學術殿堂，成為中華民族的思想高塔。而今天，卻有人企圖用一隻鞋子來玷汙它的優雅和文明……“
說到這裡，羅天佑停下來，亂糟糟的會場瞬間安靜了，
羅天佑開始跟同學們講起黃泥塘村的發家史。當年，黃泥塘村還是隻是中國一個極端貧窮落後的小山村，村民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自己從一簍草藥開始，默默地帶領村民走上改變自身命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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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道，“純粹依靠商業是無法讓國家強大的。中國在一八四零年以前，經濟總量為世界三分之一，貴金屬儲備僅白銀一項就佔世界的百分之六十，是當之無愧的全球第一貿易大國，但是兩次鴉片戰爭，便讓我們喪權辱國。”
隨後，他分析了國際形勢，美國、歐洲，以及周邊的香港、寶島、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國家在科學和技術方面上所取得一系列進步。對東歐戈氏上臺後，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綱領和對外政策的"新思維"進行批判，預言這些政策必將導致各國內部思想混亂，必將造成東歐各國的改組、分裂和蛻變。
“同學們，一個國家的強盛，科技和軍事是最主要的依仗。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現在，大家擁有比我們當年好百倍、千倍的條件，你們一定能幹出比我們更出色的成績。”
長達三個小時的演講，深深震撼了在座的所有學子。他的發言隔天發表在燕大的學報上，
許多政府部門、科研院所紛紛邀請羅天佑去講學，這天來到中國社科院，與王旦教授不期而遇。
羅天佑的演講還沒開始，王旦公開發難，並且拿羅天佑的初中文憑說事，質問他，一個邊高中都考不上的人，有什麼資格站在社科院的講臺上。
李院長的臉沉得快要滴下水來，他沒想到王旦會拿這件事來發難，豈不是在打自己的臉，說自己識人不明。
他對著王旦冷冷地說，“羅天佑同志我是請來的，他可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詩人和科普作家。同時，還是全球企業界領軍人物，他怎麼會沒有資格？”
在中國社科院的演講中，他丟擲了四個觀點。
一是反對全面開放，主張適度開放。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格局中所處的地位與其它發展中國家有所不同。中國是一個大國，有相對的獨立的經濟迴圈與經濟主權，中國人具有自己的民族意識和文化記憶，這些都是在全球化中免受西方經濟剝奪與政治顛覆的有利條件。但中國畢竟處於格局的外圍，全球化對於中國風險大於機遇，不利多於有利，對此中國人不能一廂情願，必須考慮如何保護自己國家的經濟主權。
二是推進區域化，建立亞洲經濟圈。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面向西方的開放，使東部沿海地區的工業化程序加快，卻造成了東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引發新的矛盾。如果繼續走面向西方擴大初級產品和低附加值產品出口的路子，不僅不能解決自然資源和原材料不足的問題，反而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劇資源短缺。因而中國要重視與東南亞以及中亞和西亞國家的經濟合作，以制衡對西方包括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經濟上的依賴，最終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聯結東南亞、中亞、西亞和東歐共同市場，制衡和消解對日本、美國、西歐的依賴，擴充套件中國對外開放的空間。
三是抵制西方話語霸權，矯正崇洋媚外心理，建構民族新文化。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精神資源，形成富於時代氣息的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新文化，以抵禦西方文化挾持話語霸權對中國人的精神進而對中國現實的統治。
四是發展中國的戰略產業。推進區域化，建立亞洲經濟圈。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聯結東南亞、中亞、西亞和東歐的共同市場，制衡和消解對日本、美國、西歐的依賴，擴充套件中國對外開放的空間。因此，中國要將大量精力投向了關注民族技術和產業的發展。
針對羅天佑提出的四個觀點，李院長組織人馬寫了一份內參，遞到了國家領導人的案頭。
就在羅天佑馬不停蹄地奔波各大科研學院講學期間，他被請進了國家領導人的辦公室。經過與相關人員一番深入交流，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懲治官僚、腐敗和投機倒把等醜惡現象的大運動。一大批作惡者受到嚴厲處罰，輕則丟官、破家，重則被扔進監獄。
到了八八年夏初，社會風氣得到明顯扭傳，崇尚科技，追求實幹成了主流思想。羅天佑拿出上億的資金，設立系列科教基金，獎勵在教育和科技領域做出卓越貢獻的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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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小學到大學，由千山集團資助的各類競賽開展得如火如荼。羅天佑充分發揮了重獎的作用，以小學生全國數學競賽為例，獎金總額高達五百萬。一獎在手，全家脫貧，可不是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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