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明朝中前期金銀還是很緊張的，隨著倭國白銀大量流入到明朝，明朝這才將銀子當成正式的貨幣，隨著到了明末，銀價就普遍下跌了。
這還是民間流透過來的，但現在呢，等於兩個國家宋朝與彼岸）幾乎發動國家機器從倭國弄銀子過來，並且是暴力式的開採，因此銀子回流到宋朝的速度更快。
就象這幾年，彼岸每年從倭國得到銀子數量在迅速增加中，這只是彼岸，還有一部分杭州與密州其他的海商，每年同樣從倭國得到部分白銀，雖未入銀行司，卻流通到民間了。
“用絹交調節。”一名行務使答道。
“如果是短時間的下跌，是可以調節，而且也是我說的。但金銀正式下跌怎麼辦？並且未必是同時下跌。如果銀子下跌，金子上漲怎麼辦？或者就是同時下跌，但是正式下跌。想要調節，只能繼續發行大量絹交。然而那個結果就是。絹交的數量遠遠超出貨幣的流通需求，最後連帶著絹交本身價值嚴重貶值，物價則會大幅度的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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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請諸位來京，說的就是這件事。絹交是貨幣，而金銀只是準貨幣，另一面則是商品，包括銅幣。正因為銅幣是商品。所以它的價值一直不穩定，具體的表現就是貫，起初我朝一貫大約有八百多文，九百多文，太宗時看到銅幣不足了，因此定為七百七十文，但實際因為江南與江北產銅量不一，各地經濟情況不一，有的地區一貫是八百多文，有的地區是四百八十文。太宗對此無能為力。只好下詔，各州私用則各隨其俗，成了一筆糊塗賬。這是太宗時。那時還不嚴重，現在我朝是全國性的缺乏銅幣！”
然而大夥還沒有聽明白。
王巨只好繼續解釋：“但這樣是不行的，因此我將新貫定性為一貫就是一千錢，但這個貫不是銅錢的貫，而是絹交的貫。不過這幾者區別就是，絹交以後永遠是貨幣，透過貨幣數量來調控物價，而非是商品。至於金銀銅則是補充貨幣，包括銅幣也淪為準貨幣。”
張商英終於聽懂了：“太保之意是一旦金銀數量增加。絹交則不必與金銀掛鉤，也不必與銅幣掛鉤。”
“天覺。此言中的也。但有三個必要的前提，絹交必須得到大家信任。甚至比銅幣還要信任，那時絹交才是成為唯一的‘真貨幣’之時，金銀可以稍稍放開一點了。其次就是放開了金銀，儲蓄的本金金銀數量必須是貨幣的一半，那怕金銀價格嚴重下跌，這個本金是不能少的，否則絹交價值可能就會嚴重失控。絹交合理的數量是十文錢相當於九文到十一文之間，但這個比例能高於十一文，卻不能低於九文，也就是寧缺勿濫，因為缺可以增印，但濫掉後，再也收不回來了。”
王巨請這幾十名重要的行務使回京，說的就是這三條，但為何當著趙頊的面說，同樣也是解釋給趙頊與諸位宰相聽的。
還有幾個月，王巨就要去陝西了！
他在陝西只能建議了，卻不能插手，更不能主導。
因此這些交待到用到之時，那要過很久了，不過現在就要說清楚。
大家都不懂啊，包括王巨，也不是很懂，只能說他見識要更長遠一點罷了。
但這個見識很重要的，因此不僅講給趙頊與幾個宰相聽，同時也將這些行務使請到京城，講給他們聽。這些行務使都是年青的官員，指不準以後誰就會主持銀行司了。
王巨又詳細地講了許多他記憶中的金融知識，甚至還略略講了股票與期貨，不過對這兩條，王巨是比較排斥的，儘管它們如果做得好，利於經濟進一步發展。以及房屋按揭，對此王巨持著中立看法，不過現在同樣沒有那個必要，本身還沒有足夠貨幣放貸呢。不過說了，是有備無患，一旦經濟萎縮了，則可以推廣房屋按揭，進一步刺激經濟發展。
說完了，讓張商英帶著這幾十名行務使退下。
老王說道：“子安，長見識了。”
“太保，絹交如此重要，銀行司一旦選人不當，國家豈不危矣？”小趙佣忽然說道。
“殿下，中也。可是事有利弊，它利遠大於弊，並且也是大勢所趨。彼岸有許多土著用貝殼做貨幣，實際我們的老祖先也用貝殼做過貨幣。只是隨著文明發展，才用金銀與銅幣做貨幣，便於商業發展。到了我朝，更是出現了交子。這個交子就是未來的大勢所趨，但因為是新事物，大家不懂。現在臣將它規範化，讓其有信譽，正式成為先進的貨幣，進一步刺激商業發展，以使更多百姓過上富裕的生活。但起先之時，必須要小心翼翼的，這與臣在南方時一樣，雖拿下大理與交趾，但再三請求陛下，在六年之內。不得指望其收益，而將其財政稅賦留下來，開發兩路。直到兩路發展起來，與我朝差距縮小。百姓也融合於我朝，才可以根據情況，朝廷抽調一部分稅賦作為收益。事物不一樣，性質卻是一樣。”
“再就是選擇人，其實沒有銀行司，國家選人也要慎之又慎，仁宗之世，舉世稱譽。但實際慶曆宋夏之戰時。我朝遠比現在更困苦，真正辰光好的時候乃是仁宗前期與仁宗中期，隨後旱災澇災全部到來，幸得呂夷簡為相，操持有術，我朝才沒有出大亂子。仁宗中期首相是從賈昌朝開始一直持續到龐籍公，也包括文公第一次為首相，但文公第一任首相時，表現十分出色，同時還有君子們所譏諷的賈昌朝與陳執中等人。隨後仁宗以富公與韓公為首相。龐公自太原回京述職，仁宗說，天下人皆認為朝廷得賢相。龐公說未得重位。無人恨之，故愛者多。但身為首相，如果為公，天下憎者必會比愛者多，或以公媚私，那麼愛者還會多，只是會誤了國事。果然，仁宗晚年，天下士大夫繼續愛戴韓公與富公。然國家財政從那時就開始敗壞。”
“父皇，賈昌朝與陳執中如何？”
“佣兒。兩人操守略差，才能卻很強。”趙頊答道。
“操守重要。還是才能重要？”
“殿下，”王巨在下面替趙頊回答道：“司馬光曾說過一句話，德大於才，則是君子，能用之，才大於德，則是小人，不能用之。只說了一半，而且產生了嚴重的失誤。其實呂夷簡與陳執中、賈昌朝等人差不多，都是屬於有才能，可操守略差的大臣。但為什麼仁宗多次起用呂夷簡？有才有德之人，那是最好不過了，然而這樣的人大臣能有多少？即便范文正公，操守有了，才能還行，然而能否為首相？因此國家用人，實際是才大於德，只要有才華，那怕操守略缺，問題也不大。但有一條，不能有不詭之心，只要對國家忠心，雖操守欠缺犯了錯誤，國家可以將其貶一貶，用之警告，還可以再度起用。但有了操守，才能不足，絕對不能重用。就如臣的恩師，他的操守可以說無幾人能及，為何臣不向陛下推薦？才能不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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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朝，還有唐朝，唐朝四大賢相，房杜姚唐，姚崇操守同樣不行，私心重，心機深，還有那麼一點虛偽，然為何列為四大賢相之一，才能彌補了！眼下還有一個最好的例子，比如臣，操守比呂夷簡姚崇更差，為何陛下還繼續重用？因為這也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國家可以容忍其操守略欠缺之，但不能容忍他不替國家效勞，或如現在的文公，有才能，甚至名氣更有了，然而一心為私，卻不想著國家，因此朝廷無法重用了。”
“太保，公在前，私在後？”
“正是。”
幾個宰相一起抬起頭。
王巨都解釋得這麼清楚了，領會了，也不奇怪，可別忘記了，趙佣只有一個虛十歲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