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明天就去三司問一聲。”
可能後人有點兒不懂，認為宋朝官制是為了加強皇權。實際這樣說，還真錯了。宋朝官制那麼坑，非是為了專權集權，而是為了分權，這個權也包括皇權。
正是因為這個分權，至少在北宋早中期罕有真正的權臣出現，包括丁謂、呂夷簡、韓琦與王安石，宋英宗搞濮儀一直沒有成功。
所以才有了這番對話。
它也是整個變法的縮影，那就是趙頊雖是裁決者，但不是定策者。制訂國家政策乃是兩府的事，然後上書趙頊，趙頊裁定同意與否。
現在王巨扮演著定策者的角色，策已定，那麼就要到趙頊決，也到了趙頊大力支援的時候！
“不過……”
“陛下，想執行齊商稅是很想，但可以一步步來，第一步是簡化各州縣的場務與商稅。陛下，臣問一句，對國家貢獻最大的群體是誰？”
對宋朝貢獻最大的非是一等戶，他們的傷害作用遠大於貢獻作用。比如商稅，有幾個一等戶豪強規規矩矩地交納商稅，還有耕地，有幾個豪強認真的交納了兩稅，相反的，大肆隱田隱丁。
除了豪強，還有一個比較可惡的群體，寺觀！包括少林寺，那些武僧的做法，有些真的太醜陋了。
因此對宋朝貢獻最大的群體乃是二等到五等戶，他們才是納稅服役的主體力量。
至於六等以下戶，人家連飯都吃不上了，何來的貢獻，不過就是這樣，一些苛刻的州縣仍讓他們納稅服役。
但這個主體還是二到五等戶，特別是中間的三四等戶。
這個三四等戶不僅是指農民。還包括市坊戶，也就是城市戶口，工人、商人、服務行業……
所以王巨提議朝廷先下一詔。整頓場務，將不必要的場務一一取締。節約國家胥吏的支出，同時明文規訂，任何商貨只能徵納一道往稅，一州之內只能徵納一道過稅，一路之內只能徵納兩道過稅，全國之境，只能徵納三道過稅但不得超過三道過稅。各商人憑藉朱鈔做證明，如數交納商稅後。任何場務只有核實之權，但不得用任何形式勒索、扣壓商人的貨物。
如果違反者，商人可以向官府訴訟，相關的胥吏也必須嚴懲不怠。
趙頊聽後額了額首。
無他，一是李老漢的遭遇，正是李老漢的遭遇，才讓王巨憤怒地出手。
二是王巨以前就執行過類似的政策，並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將他的政策搬抄過來，朝廷就可以引用執行了。
這條策略如果在全國執行，對那些中小商人無疑是一個福音。
然後是第二道詔令。任何人經營商貿，包括官戶在內，都必須交納商稅。否則嚴懲不怠。
但在這裡要注意的是與前面對胥吏嚴懲不怠則不同，那個在第一道詔令裡就明文規訂如何嚴懲不怠，但在這個嚴懲不怠裡儘量說得含糊一點，以免引起更大的反彈。
先讓大家適應了，也因為含糊不清，會引起一些糾紛，然後再順水推舟地推出如何嚴懲。那麼慢慢地，全國之內，就能接近地實行齊商稅了。
是接近。不是真正全部執行。
這好比大夫替重病患者治病，有一個方法。用虎狼之藥驅之，再用溫和之藥調養身體。王安石變法就是這麼做的。
還有一種方法，那就是一直使用溫和之藥，慢慢地將病情改善，也就是王巨的齊商稅手段。
沒辦法，它的打擊面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