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公的發展基金只限定一年，一年之期即將到來，明公也沒有餘下的措施，小的斗膽猜測……”
“不是你想的那樣，”王巨一笑說：“當時設定這個發展基金，其實有三個用意的，一個是有感於青苗法，進行的一次試驗。”
究竟試驗什麼，王巨就沒有說了，雖然祖陽不錯，但終是一個“企業家”，沒必要參與到這個國事當中。
“第二是前線推移到橫山，包括淮安鎮、柔遠寨、大順城，甚至被西夏佔領的金湯城都成了後方，所以慶州與環州大部分地區，必須由戰由防進入到內治當中了。想要治理，一是讓百姓自己慢慢恢復，二是官府主動地推動，後者能快速轉化為由亂入治。但這樣，必須有大量錢帛注入。”
“第三正好運鹽，百姓得到了一筆錢帛，為何我開始讓鹽商由物資替代貨幣交易，這是因為錢幣我朝一直很緊張，即便商賈手中也沒有充足的貨幣，而所得青鹽量比較大，因此用物資替代之，利於銷售青鹽。官兵百姓本身也需要各式各樣的物資，有的物資平時購買不便，現在因為量大，一起能運到百姓手中了。然而物資終是有限的，最終還是要以大量貨幣交易。這些貨幣到了百姓手中，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埋藏起來，二是暴富之下，胡亂花掉，如嫖賭，那樣不是幫助了他們，而是害了他們。”
“所以我設定了發展基金，有了本錢，再貸給你們這樣的良商，由你們就能推動慶州的經濟發展，以及稅賦，其次讓百姓冷卻一下。況且也支付了一些利息給了他們。”
“至於本官會在慶州呆多長時間，某也不清楚，可能會象程公指程勘在延州）、蔡公指蔡挺在渭州）那樣。能呆上好幾年時光。但也可能只能呆很短時間，便會被調走。不過橫山新得。防線需要穩定穩固，橫山羌人需要治理安撫，即便很短，我也能任上一年多時間。這個一年期限是最穩妥的時間。”
“但實際這種發展基金有很多風險的，若是官員不作為，或者能力不足，那非是利民之政，而是真正的害民之舉。原來我是打算讓它成為一個制度。所以還下了露布牒文，露布裡有五年十年的說法。不過最後思慮之下，覺得不放心。於是收回這道露布，而是讓它成為臨時之政。所以你不要胡思亂想哪，可能我今年會離開慶州，可能陛下讓我還呆上幾年。不管那一種，我是陛下的臣子，終是要聽從朝廷詔令的。”
有的王巨就沒有說了。
為什麼慶州變化很大，八成就是這個發展基金帶來的。
發展基金扶助了若干作坊，實際它們就是各個原始的工廠。近四十萬貫低息貸款發放下去，並且只在環慶二州，會拉動了多少經濟？
這個經濟不僅是養活了多少人。還有商稅。
最大的商稅乃是鹽稅，數量太大了，但這個鹽稅多是用來興修道路，甚至在環慶路的後方三州也修了一些道路，以及購買糧草物資，沒辦法，王安石剋扣了前線的糧草物資，王巨只好自己用錢去購買，不然怎麼熬到秋收到來？還有那麼多堡砦的修建。
鹽稅那個收入看似龐大。但放在這幾樣裡，只是一朵小浪花。
所以鹽稅不能計算。
不過真正的商稅也增加了。
宋朝現在商稅一年只有八百餘萬貫。環州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慶州同樣也好不了。
非是環慶二州沒有商業。但多是私商，要麼查沒了走私貨物，要麼一文錢商稅也得不到。
所以原來兩州的商稅不過三萬貫左右，但也無所謂，這二州都是軍事州，朝廷是支出的，而不是收入的。
但經過王巨的調整，不僅是這些作坊在交納商稅，還有那個齊稅。
然後於前線暗中推動，發展出來三個互市，王巨戒令官兵不要阻止，並且暗中保護著商賈的交易，然而這些商貨就成了明貨，那也要交納稅賦的。
當然，商賈是巴不得的，至少比賄賂、層層剋扣強吧。
可這也要官員公正，不要去斂財，就象宋朝官方的兩個互市，官員胥吏層層剋扣，儘管設定了互市，然而許多商賈繼續暗中交易，或者因為官吏商賈勾結，隱瞞交易貨物數量，以逃避正當的稅賦。所以兩個大互市，兩個國家交易大市場，卻沒有給朝廷帶來多少收入。
但環慶二州在王巨治理下，這一年的商稅激增到了十八萬貫！
就象眼前的祖陽，前後貸了六萬多貫錢帛，但他在這一年裡銷售了三萬多張氈毯，直接交納的商稅就達到了一萬五千貫，另外還會產生近五千貫的間接商稅。
若是包括利息所得，官府的收益實際所得也接近了四成利。
王巨非是王安石，四成利，宋朝有多少產業一年能達到四成利？
這幾乎也是在搶錢了。
況且它實際不但是搶錢，還幾乎是空手套白狼式的搶錢。
於是王巨只截留了四萬貫商稅，餘下的全部投入到百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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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賑濟寡鰥，不僅是戰亂，這時代各種的天災人禍，也產生了許多寡鰥，他們非是烈士戶，可是生活很可憐，於是王巨撥出一些款項，進行了救濟。
二是讓善戶引導百姓。
他前世有兩個笑話，一是剛開始改革開放時，國家天天宣傳萬元戶，他的親戚家隔壁就有一個養鴨子的萬元戶，然後國家拼命地向他借貸，他就拼命地養鴨子，養了好幾千只鴨子，最後因為不識字，養得多了，問題一起出來了，破產跑路了。那時候王巨很小很小，只聽到親戚說國家很傻冒。
實際到了宋朝來。身居高位，慢慢回想，非是。
為何呢。國家看似出了一個笑話，最少銀行產生了一筆死賬。也將一個本來走向小康之家的人捧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