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住房本來就非常緊張，而貴族和大商人又趁機大肆的囤積，這進一步造成了住房的緊張狀況，而只要新房子蓋出來了，按照大唐的律法，又不能不讓貴族和有錢人購買，哪怕一個人購入一百套也是合理的。
為了解決棘手的貧民居住問題，朝廷原本打算強制制定不同區域的租房價格，比如城南一間屋一個月只能租五百文，城外的房子最多一個月三百文，可隨著房價的持續走高，這項規定馬上就遭到了貴族和大商人的強烈反對。
因為他們購買的房子是花了大價錢的，若是租金只有這麼一點點，那豈不是需要三五百年才能回本，這如何能夠容忍，按照一般投資者的想法，三五年回本才是最喜歡的，二十年回本都已經是極限了，若是二百年才能夠回本，則是他們萬萬不能容忍的，如此低廉的價格，他們寧可不租了，也不會租給窮人居住。
所以，朝廷最終只能讓步，否則，這些貴族就聯合起來，一間房子都不租，全都閒置起來，讓窮人沒地方住。
可即便增加一些價格，這些貴族和大商人，想要快速收回成本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普通貧民的收入擺在那裡了，不論房子的價格有多昂貴，房租卻是有上限的，那就是貧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再高的話，貧民情願離開京城，返回自己的家鄉，也好過在京城給房東打工。
因為了解了貧民的底線，所以，這些貴族和大商人，手裡有房子的，都會把房子定在貧民收入的一半左右，有良心一些的定在三分之一，這是貧民忍受的極限，給貧民帶來的生活壓力無疑是很大的。
按照李安的理解，收入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拿來交房租的壓力是比較小的，也就是一兩成的收入，超過三成就已經很高了，達到五成之後，那就是非常巨大的負擔了，而在京城，有部分昂貴的房子，租金都到了普通貧民收入的七成了，這份壓力是可想而知的，當然，也有一些貧民的收入稍微高些，對於稍微高些的貧民來說，這些高價格也許只有收入的三成，倒也是勉強可以忍受的。
不論如何，由於高房租的存在，給來京城打工的普通貧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讓滿懷希望的普通貧民內心無比的失望。
部分同情貧民的官員，也在想辦法解決貧民租房負擔重的難題，為此，想出了一大堆的辦法，最後最可行的，就是由朝廷興建廉價的出租房屋，租給收入低下的普通貧民，這個辦法很好的避開了貴族和大商人的干擾，是能夠解決貧民居住問題的好辦法。
不過，由於這些朝廷提供的租住房屋一旦大量面世，貴族和商人所囤積的房屋就不那麼值錢了，為此，各種各樣的阻撓自然也是層出不窮了。
除了手續上的拖延和阻撓，甚至還慫恿被收回土地上的貧民鬧事，索要更高的賠償，從而給廉價出租房的建設帶來了很大的阻力，大大減緩了廉價出租房的建設。
而就算建設好的廉價出租房，他們也不忘去薅一把羊毛，雖然朝廷規定了，只有身份低下的貧民才可以租住廉價租住房屋，貴族和大商人是沒有資格租住的，可這豈能難得到這些老油條。
雖然貴族和大商人都很有錢，但他們的府上都有很多貧窮的僕人，男僕女僕一大堆，這些人都住在府上的僕人房間，負責伺候他們，但若是貴族讓這些僕人去租住房屋，那也是符合朝廷規定的，而這些僕人租過房子之後，肯定是不會入住的，仍舊住在貴族的家中，而閒置的租住房子就會轉租給沒有房子的貧民，從而掙到一筆差價，一個僕人一個月就能給他們帶來一筆小錢，若是府上有一百個僕人，那就是一筆不小的財富。
對於這種投機取巧的行為，朝廷也是無可奈何，雖然取證並不是太困難，可朝廷剛開始制定政策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到這一點所以，並沒有規定不允許轉租，從而讓這些人鑽了空子，另外，這些人的身份也不低，若是真的去懲治的話，相關部分還真沒有這麼大的膽子，萬一得罪了哪一尊大佛，那可不是鬧著玩的。
總之，朝廷已經算是盡心盡力了，可這個老大難問題就是解決不了，不論朝廷提出什麼政策，馬上就會遭遇各種各樣的阻撓，這些既得利益者，可不會考慮老百姓的死活，他們在乎的只有自己的利益，只要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了，就算老百姓全都睡在大路上，他們也不會在意的。
人就是自私的，貴族和大商人也同樣如此，他們才不會考慮一無所有的人是怎麼樣的呢？似乎泥腿子就該住在大馬路上，或者睡在橋洞裡才是合適的，或者把錢都交給他們，然後由著貴族稍微施捨一個住處，如此，貧民就應該感恩戴德了。
城外的空地被佔據了很多，但沒有任何建築物的空地還是不少的，只要在這些空地上建設足夠多的樓房，就能夠解決居住困難的問題。
可惜來自朝廷方面的阻力太大了，既得利益者太多了，每一次劃撥土地都要受到阻撓和拖延，這極大的減緩了廉價租住房屋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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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對於當前京城的這些狀況，可謂是憂心忡忡，任由這種狀況發展下去的話，肯定是非常不合適的，貧富差距越大，社會就會越動亂。這從京城這幾年惡事件逐步增加就能看得出來。
有些官員把惡事件的增長歸結為京城人口的增加，或者歸咎於某個負責緝捕盜賊的捕快，從而試圖掩蓋一個天大的事實，那就是京城的貧富差距太大了，各種惡時間的快速增長，與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以及貧民生活的艱難有很多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