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是一個很不符合中國人思維的西方國家。
他的主要執政黨，瑞典社會民主黨，是一個修正的馬克思主義黨派，在1932年到2006年的74年的時間裡，只有不到10年的時間失去執政地位。而在06年之後的10年裡，社會民主黨雖然略顯勢微，但它還是在2014年重回執政席，與社會民主黨、環境黨和左翼党進行組閣。
這其中，左翼黨在86年以前還叫瑞典。
所以，瑞典的高福利社會和集體主義，並不是無中生有出現的特別產物。
在面對pcr和dna鑑定，以及權保護的問題的時候，瑞典人也比美國人要灑脫的多。
舍伍德局長几乎沒有太多的猶豫，就率先決定在斯德哥爾摩的監獄系統內，收錄所有人的dna資訊。
這樣的政策，如果落在美國，必然掀起軒然大波，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執政理念，放在瑞典是妥妥的右派，但在左派執政的瑞典人看來，為了集體利益而喪失些許的，卻是可以接受的。
同樣用政黨來舉例的話，2006年的瑞典，就升起了一隻新興政黨“海盜黨”，他們的執政理念是――網路自由下載，廢除智慧財產權！
聽起來是很簡單而無稽的政治訴求――賣ip的公司聽說了可能得嚇出半碗膽汁來――然而，現實是海盜黨一度擴延到了40多個國家，差點在冰島執政。為什麼冰島會庇護斯諾登，就是因為有冰島議會第三大黨的黨綱的支援。
這樣的北歐，這樣的瑞典，自然是很不西方的，他們會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也就相對容易理解了。
就此點來說，要瑞典科學家頒發諾貝爾獎給中國人，也並沒有思維上的禁錮。
尤其是在蘇聯日益衰落，中國與西方各國眉來眼去的80年代，讓一群瑞典科學家圍起來討論國家問題的話，美國的受討厭程度是一定高於中國的。
而在瑞典媒體的口中，來自中國的楊銳，提出的極具集體主義的“pcr”實驗室，也激起了普羅大眾的興致。
在接下來的幾天時間裡，多家媒體都收到了大量的讀者來信。
大部分的來信，都是支援籌建“pcr”實驗室的。
舍伍德的反應極快，第一時間就邀請了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幾名教授，進行商討，之後，自然而然的邀請了楊銳。
站在酒店的穿衣鏡前，楊銳深深的吸一口氣，看著鏡子，對後面的景語蘭笑道：“終於等到這個時刻了。”
“穿漂亮衣服嗎？”景語蘭星星眼的看著楊銳，開著玩笑。
楊銳笑出了聲，道：“是見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學者，瑞典本土的研究員，得讓他們知道一下馬王爺有幾隻眼啊。”
景語蘭問：“諾貝爾生物學獎不是卡瑟琳醫學院在評選嗎？”
“在一個城市裡的高階學者，互相之間很容易就認識了，再說，諾貝爾化學獎與斯德哥爾摩大學的關係還很密切。”楊銳說著嘖嘖一聲，道：“卡瑟琳醫學院都被你記住了。”
“也沒有多難記嘛。”景語蘭嗔道：“我以前在學校裡，大家都誇我記性好呢。我最多的時候，一天背了五百多個單詞。”
看她的表情，就差喊“誇我誇我”了。
楊銳就笑了起來，回身摟住景語蘭的腰，問：“五百個單詞怎麼背得下來？”
“有特別的背單詞的方法的，五百個單詞第一天只能做短時記憶，之後還要繼續鞏固……唔……”
楊銳忍不住吻了上去，就讓景語蘭再也說不出話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