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就算是楊銳開著金手指來做,降低利潤,加快速度,兩千萬美元的投入,三五千萬的利潤,也就是極限狀態了。
只不過,對於今天的楊銳來說,壓這麼多錢在一個小專案上,實在是有些不值當。
這麼多錢,若是用來做離子通道,或者做g蛋白偶聯受體,楊銳自然砸鍋賣鐵的也就幹了,可是,就做一個動態質量重測法,從楊銳的角度來說,就太沒意思了。
用一個運動方面的比較,就好像有人透過艱苦的訓練,既能夠成為足球巨星,也有很大機率成為蹦床專案的冠軍,那麼,費時間或精力在蹦床上,自然是很沒有價效比的選擇。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蹦床專案就沒有意義了,對於沒有機會成為專案的有力競爭者的運動員來說,參加冷門專案也是不錯的選擇,或者,真的熱愛,也就不用考慮太多了。
眼前的阿斯特拉的研究員們,在楊銳看來,就是這樣一群適合冷門運動的選手。
他們原本就不在科研最前沿工作,阿斯特拉又有充沛的資金和資源,從更廣闊的角度來說,楊銳也願意動態質量重測法,能夠早幾年出現。
g蛋白偶聯受體的研究被楊銳提前了至少十年,也就需要相應的應用類的研究配合。
另一方面,若是能透過降低資金和時間成本的方式,催生多幾種新藥,也能有無數人因此而受惠。
而楊銳付出的,不過是資料整理的工作而已,何樂而不為呢。
站在講臺上的楊銳,滿懷熱情,滿懷著來自社會主義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高尚情操。
他是真的沒有絲毫想要獲利的想法。
獲取諾貝爾獎的資本不能算。
不能因為有的人在乎聲望,就說他做好事都是為了名望。
楊銳放出動態質量重測法,大部分原因,還真的是為了讓大家做新藥的時候輕鬆點。
人有生老病死,天底下多一種藥物,就多一份機會,這樣的技術,他既沒有適宜的資源去研究,也沒有積極的想法去做,還真不如放出來呢。
實際上,許多科學家都是有這種心態的。
為什麼大科學家參加的國際會議,大家都搶著參加,就是因為人家經常能說出“發人深省”的話,所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是也。
大科學家想到了,但是自己不願意去做的事,就說出來給其他人聽聽,有願意去做的就做。
這是多年以來形成的科學慣例了。
寬泛一點的比較,理論物理學家和實驗物理學家的關係,都可以看做是此種型別。
比如理論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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