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教授和朱院士並沒有貿然行動，既然時間還很充沛，他們寧願蒐集多一些的資料，準備的更充分一些，來應對接下來的詢問。
再者，要向更高一級進行彙報，也理應要得到更準確的訊息，例如在滿海等人的三重重複實驗成功以後，才顯得正式而禮貌。
蔡教授、朱院士秘密的奔走於京城的各大研究所與大學，但是絕口不提楊銳、離子通道實驗室，或者g蛋白偶聯受體，更沒有提到絲毫的諾獎。
對他們來說，這是對諾獎遊說的演習，也是一次真實的演練。
中國曾經嘗試遊說一個諾貝爾獎回來，只是結果並不盡如人意，但是，它開啟了一扇小窗，使得包括蔡教授、朱院士以及更多的政治人物在內，都充分的瞭解到了諾貝爾獎。
類似的國家級遊說範例還有日本，為了讓生物學家加藤獲得諾貝爾獎，當時的日本駐瑞典大使積極的採取了步驟，以獲得諾獎的提名。
諾貝爾獎的遊說，與政治遊說截然不同，講究的是潤物細無聲的優雅與高貴。
你不能直接用錢，諾獎委員會通常由五名或者六名成員構成，賄賂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能夠狙擊某位候選者，但要想成功的推選某位候選者，只找一個人的成功率就太低了，而賄賂更多委員，一方面難以實現，另一方面也容易走漏風聲，反而可能產生反效果。
類似西方競選似的媒體宣傳也不是很恰當，在一些年份，諾獎有意識的將獎項給予誰都猜不到的候選人，如村上春樹般的陪跑者，獲得諾獎的機率是更低而不是更高的。
所謂“微妙”一詞，非常完美的體現了諾獎的遊說。
一個獨屬於科學界的秘密是，任何瑞典科學家在國外的訪問，都能夠得到更高規格的接待。
因為諾獎的提名是屬於全世界的，諾獎的獲得是由瑞典科學家決定的。
例如諾貝爾生物學獎，就是由瑞典卡洛琳醫學院的多名教授所決定的，不用說，誰能夠讓自己的工作，在卡洛琳醫學院深入人心，誰有具有最大的可能獲得諾貝爾生物學獎。
但是，頻繁的接待瑞典科學家，或者高規格的接待瑞典科學家，並不總是好事。
科學家們所處的是一個小圈子，某位科學家若是以過於殷勤的態度接待瑞典科學家，他所收穫的鄙視，往往會讓他在評選落敗。
很少有科學家能夠適度的把握這一點，以至於一些實驗室研究員拒絕接待瑞典科學家，他們當然也不會因為剛硬的態度就此獲得諾獎，倒是與諾獎漸行漸遠得到了保證。
總而言之，嘗試遊說諾貝爾獎的失敗經驗很多，成功經驗更像是一種玄學。
蔡教授和朱院士不得不運用中國式的智慧，嘗試思考。
一週後。
陶學林所在的實驗組率先完成了第二組的重複實驗，得到了一張與谷強類似的影象，緊接著，蘇先凱與滿海教授合作的小組，也完成了重複實驗，得到了大差不離的影象。
三重的重複實驗，正式宣佈g蛋白偶聯受體的晶體結構圖完成。
蔡教授和朱院士第一時間找上門來，檢視所有的實驗記錄，當然，主要是蔡教授看，朱院士負責瞭望。
而他入目所見的，先是衣衫襤褸的研究員們，以及一張張又青又黃的臉。
“怎麼都像是集中營裡的一樣？不是說早就把成果做出來了嗎？”朱院士有些奇怪的問楊銳。
楊銳有些不好意思的摸摸腦袋，道：“成果剛出來的時候，我封閉了實驗室，要求所有人在打一個電話之後，禁止離開，禁止對外通訊，後來見過蔡教授以後，我本來是要放鬆的，大家志願留了下來。”
“敢情你這真是集中營。”朱院士說著笑了起來，抬頭問：“谷強研究員是哪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