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陣風吹來，拂動春燕棕色夾雜著金色的酷酷短髮。陽光下，她笑容璀璨，抬起右臂，把掌心對著我……我就像計算機程式設定好一般伸出了左手掌——
我以為我們會十指相扣，結果她只是與我擊掌而別。
我的dj師父，我的“好哥們”春燕，帶著我醉酒那晚dj臺裡發生的懸念，帶著她對某盒專輯的特殊意義，消失在候車室的人潮裡。
像許多個在我生命中出現又離開的女孩一樣，我們再也沒有見面。
通常來說，當你恨一個人和愛一個人的最終結果是一樣的，那就是——《忘記他》鄧麗君《勢不兩立》.1980）。
十二月的暖陽裡，我悠閒地騎著“阿米尼”山地車在體育場路溜達。
我剛從新華書店挑選了一沓漂亮的賀年卡，準備給我那些朋友們寫新年祝福。這是非電子時代裡每年年末我的必修課，彷彿日子到了這個時候總要來個回顧總結和展望，這是對陪伴你身邊之人的感恩，對遠在他鄉之人的祝願，就像小青當年在賀卡里寫給我的那樣：
祝福是寒夜裡的一盞燈，照亮了別人，溫暖了自己。
路過省體育館時，我發現人行道上排起了長隊。正在納悶，聽到有人在喊我，循聲望去，看到飛仔和他同學成成正在人堆裡著急地向我招手。我趕忙下車上前，才知我差點錯過了一件能載入杭城音樂史冊的大事：崔健“新長征路上的搖滾演唱會”要在省體館舉行。
這在搖滾啟蒙階段的中國內地不亞於是顆重磅炸彈，由於價格不菲，還每人限量，我和飛仔排了一個小時的長隊只買到六張票。
其中兩張是我送給光和張凡的，光是我西方音樂的引路人，當然是不能忘；張凡因為辭退他一直過意不去，算是一種補償吧。飛仔拿走兩張，一張給她女朋友；我也留了兩張，一張不知該給誰。
我不知道崔健的影響力有這麼大，後來山姆、大頭、囡寶、任其、飛仔的同學阿劍、曉偉等也要去看演出，但票早已售罄。那天我正為此事犯愁，久未見面的張凡來店裡拿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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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給你一張，小小的就沒了。”我把票給他。
他平靜地接過票，看了看，眼珠子在厚厚的鏡片後一眨巴：“沒事兒，我讓她照樣畫一張。”
我以為他說笑，但看他一本正經的樣子，加上小小美術專業出身，心下一震：那完全是有可能的。心裡卻直打鼓，生怕門口的檢票員個個是火眼金睛。但仔細一想，憑自己從小對美術孜孜追求的努力，應該也能玩玩。
我那些朋友們個個是音樂和藝術愛好者，心地都不壞。縱然票已售罄，至少也得給中國搖滾樂捧個人場吧，想著崔健知道我們的苦衷也許會原諒我們。
所以我先原諒了自己，也作了決定——畫票！
我把主意跟飛仔一說，他巴不得我立馬動手，因為他同學那邊票嚴重不夠。雖然他美術科班出身，但作為他畫畫的啟蒙，打小就對我很信任。
家裡經常作畫，各種紙張、畫筆、顏料應有盡有，唯一缺的是日期印章。我跑到解放路，在杭城最大的文具商店找到了省體館入場券同款的“萬能日期排章”，可以敲公元元年到公元9999年的任意年份。另外還買了盒藍色印泥。
省體館的入場券十分簡陋，主圖案就是一個體育館建築外觀，兩邊是區號排號座號；有幾種版色，外加一排手工敲上去的日期章。我們那天的票是咖啡色的，調好顏色用細水彩筆開始臨摹。試了幾次，就開始批次“生產”了，轉眼畫了十張票，人數剛好。最後把排章撥好日期，發現原票上的章帶點紫色，又往印泥里加了紫色顏料，試了多次，才調成一樣的色。
當把日期蓋在了假票上，我才發現自己被埋沒的天賦實在太多了。
飛仔看了樂不可支。我跟飛仔說，原則還是要有的，再有人要，咱也不畫了，他喏喏連聲；我又告誡他，為避免節外生枝，必須最後一天的最後時刻才發給他們。
除了幾個月前我寫了篇文章順帶把他拍的一幅攝影作品登上了晚報副刊，飛仔又一次對我豎起了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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