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國間交易的大宗物品主要還是茶、絹、鹽、生薑、陳皮等生活用品。
盱眙榷場的成功得到宋、金兩國的讚許,經兩國磋商,按照盱眙的做法,以盱眙榷場為樣本,宋金之間先後在宋境的盱眙軍今江蘇盱眙)、光州今河南潢川)、安豐軍花靨鎮今安徽壽縣西北)、棗陽軍今湖北棗陽)以及金境的泗州今江蘇境內)、壽州今安徽鳳台)、蔡州今河南汝南)、唐州今河南唐縣)、鄧州今河南鄧州)、潁州今安徽阜陽)、息州今河南息縣)、鳳翔府今陝西鳳翔)、秦州今甘肅天水)、鞏州今甘肅隴西)、洮州今甘肅臨潭)等地開設了榷場。
為了防止走私,宋金雙方都設定了重罰制度,金國方面更是判處私渡入境者死刑。
另外,軍事物資嚴禁交易,包括馬匹、糧食和軍械等。
盱眙榷場的建立,還有一個重大的貢獻,就是挽救了大量失散的中原文物。
北宋末年靖康之難,皇室收藏的大量文物寶貝被金軍掠奪,使中原文物大批流入北方。同時,民間的私藏書畫也遭到掠奪,後來宋國皇室南遷,也有不計其數的文物阻隔在北方,中原文化瑰寶遭遇了浩劫。
但女真人是野蠻民族進化而來,他們只喜歡金銀珠寶和美女牲畜,根本不懂得欣賞中原的書畫、古董等文物,更傾向於拿這些東西換錢。
趙構在榷場建立之初,就有意透過榷場大量回購流散北方的書畫作品。歷任盱眙軍知軍,都有收羅文物的職責,有人還因此升官。
1135年畢良史知盱眙軍,他就是趙構專門派去收文物的。
畢良史,外號“畢古董”,在北宋時就是著名的古董商人,到了南宋時期,他因為擅長鑑定古董文物受到趙構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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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良史兩知盱眙軍,負責盱眙榷場的書畫回購。那些經過榷場回流的文物稱為“榷場物”,顧名思義是在榷場買到的寶物。
畢良史執掌榷場時,回流了不少國寶。像宋理宗“緝熙殿寶”印、“緝熙殿書籍印”等璽印,唐朝王維的《濟南伏生象》卷、黃居寀的《山鷓棘雀圖》、崔白的《雙喜圖》、顧愷之的《女史箴圖》、王羲之的《遠宦帖》、《大觀帖》、金章宗“明昌御覽”印、金明昌內府印和賈似道藏印等,都是當時由榷場回購的珍品。
畢良史本人,也是書畫家,不然他不可能鑑別古代書畫的真假,尤其擅長畫山水竹石,他也是一個優秀的詞人,曾作《臨江仙·席上賦》:
霜月穿簾乍白,蘋風入坐偏涼。麾燈促席詫時光。桃花歌扇小,楊柳舞衫長。
別乘平分風月,詞人剩引觥觴。莫將幽恨攪剛腸。盡添金掌露,頻注玉猊香。
沈該因為在盱眙軍置辦榷場非常成功,後來升到了宰相,又繼續把他的貿易經驗推廣全國。
盱眙軍榷場與泗州榷場兩地隔淮水相望,得利於淮河、運河的交匯,交通便捷,往來客商絡繹不絕,地理位置十分優越,即使在宋金雙方關係緊張、其它榷場全都關閉的情況下,這兩地榷場還能繼續保留,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宋金兩國的榷場貿易極大的豐富了兩國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金國主動吸收南宋的經濟和文化,進一步促進了女真族的發展和進步。金國的各種物資和文化與南宋交流,也為南宋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作為宋金雙方榷場貿易中代表的盱眙、泗州兩處榷場,它們的存在減少了對方的敵對情緒,給人民帶來一種和平的氣氛,對飽受戰火蹂躪的沿淮兩岸經濟的復甦,也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
泗州榷場一年的收入達五萬多貫,而盱眙榷場更是高達二十萬貫,這還是宋金邊界一處榷場帶來的收益。
如果把宋金邊界大大小小的榷場加起來,南宋在邊境貿易中可以說賺的盆滿缽滿,完全可以覆蓋交給金國的歲幣。
農業和貿易的雙管齊下,導致南宋初年的城市化率越來越高。
市鎮這一概念最早出現於宋朝,而秦檜當政的紹興時期11381155年),市鎮經濟被徹底發揚光大。
臨安城四郊十五里內新增市鎮七處,同比宣和六年1124年)增長兩倍多;建康城近郊新增市鎮八處,增長率達四倍;此外紹興城外十公里新增各級市鎮十九處,台州城外市鎮增長九處。
經濟重心的南移給了南宋新的活力在長江流域大力發展市鎮經濟,大量市鎮的繁殖意味著商業的發展,商業的發展帶來了高昂的商稅,與此同時商稅在總稅額中的比重也越來越大。
以紹興府為例,從北宋宣和年間至南宋紹興十七年,紹興府的商業稅由貫增至貫,增長79.21,其中商業稅佔總稅收的27增至45。
由此可見,在秦檜把持朝政的這短時間內,市鎮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以商稅為核心的政府稅收模式建立起來,以市鎮為核心的城鄉佈局逐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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