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億謀考慮過其他人選，最後還是覺得林曉玲合適。
他也在猶豫，倒不是說因為和林子軒的關係疏遠了，而是林曉玲本身已經是國際著名導演了，還拍了一部賣座影片。
在這種情況下，基本上不會給其他人當副導演了。
副導演的身份很尷尬，電視片成功了是導演的功勞，副導演默默無聞。
觀眾看一部電影，只會記住導演，誰會關心副導演啊。
而且，如今林曉玲成為青年導演扶助基金的負責人，幫助青年導演拍戲，在圈子裡名聲大振，有了第六代導演領頭人的架勢。
現在林曉玲和張億謀還沒辦法相比，作品數量和獎項都不行。
但以後誰也說不準，年輕就是優勢。
這是張億謀和林子軒商量的原因，做副導演可能沒辦法出名，不過也有好處。
這是申辦奧運會，在其中出一份力就有功勞，是一份資歷，以後拍電影遇到什麼事兒，各方面都好說話。
這個話張億謀沒有明說，林子軒能夠理解。
自從《活著》被禁，張億謀一直向著主流靠攏，從表面上看效果顯著。
在八十年代，影評人批評他向西方販賣愚昧和落後。
到了九十年代中後期，影評人指責他粉飾現實，屈服於市場。
有導演這麼評價張億謀：他會一次次的看形式調整自己的位置，其實看他調到什麼位置你就知道他在想什麼。”
不少圈內人認為一個好端端的具有深度和批判性的第五代導演，先去投誠市場，又去趨近體制，從此再也拍不出合格的電影。
有記者採訪過張億謀，問起是什麼促使他做出這種轉變，有沒有內情。
“沒有內情，我就是想安心的拍電影。”張億謀這麼回答道。
他沒有像第六代導演那樣非要抗爭，非要拍自己想拍的片子，他的解決方式很簡單，既然這種不讓拍，那我就拍能拍的。
在其他人看來這叫做妥協，他覺得這是講究實際。
你抗爭了，被禁了，拍不了電影，浪費多少時間，還不如好好的幹活。
按照這種邏輯，張億謀應該是實用主義者。
這和他的成長環境有關，很多人覺得張億謀是農民出身，這是一種誤解。
他出身知識分子家庭，母親是醫生，父親是軍官，爺爺是當地的大戶，他只是到農村插了三年隊。
不過這種出身在當時被稱為黑五類，無論是考學還是當兵都過不了審查。
張億謀為了突破出身的限制，在鄉下替老百姓畫主席的畫像，迅得到了當地百姓的好感，由於會打籃球，被特招進了棉紡廠當工人。
攝影技術讓他在棉紡廠從車間調到了工會的宣傳隊，成為一名文藝工作者。
他這才有機會破格進入電影學院的攝影系，變成如今的大導演張億謀。
這就是一條逆襲之路。
對張億謀來說，只有有用的東西，才值得他花費時間和精力。
“這次申奧上面的決心很大，這部電視片能起到不小的作用，其他國家都在用心準備，咱們不能落後。”張億謀沉聲道，“我想把圈子裡最好的人才都找來，製作一部能打動西方評委的片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