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尤這麼說就表明他面對鞏莉的時候壓力不大，沒什麼心理負擔。
此時鞏莉已經是國際大明星了，葛尤才主演了一部小眾電影，算是電影界的新人，兩者無論是名氣還是片酬都差距不小。
這就很容易造成一方被另一方的氣場鎮住的狀況，也就是壓戲。
如果是姜聞和鞏莉演對手戲，就不存在這種情況，這也是當初張億謀猶豫的原因。
這可是一部大投資的片子，他不想出現任何的意外，後來在林子軒的推薦，以及葛尤自身的努力下才得到了張億謀的認可。
《活著》這部小說可以說是富貴一個人的故事，其他人都是配角。
張億謀在改編的時候加重了鞏莉的戲份，和葛尤有大量的對手戲，這麼做可以理解，畢竟鞏莉在西方影壇有很高的知名度。
想讓《活著》引起西方片商的關注，賣個好價錢，鞏莉的戲份不能少。
葛尤有個好處，那就是心態好，放鬆，他為這個角色做了大量的功課，心裡有底氣。
有底氣就不會緊張，也就沒有壓力，可以坦然的和鞏莉對戲。
“張導沒過來，那是不是最佳導演咱們也有希望了？”林子軒轉移話題道。
這是個很明顯的訊號，一般來說，對於得獎的人員組委會都會打電話通知本人來到現場，除非是實在太忙，否則沒有理由不過來。
張億謀的新片還沒有開拍，來領獎的時間還是有的，要麼是他不在乎這個獎項，要麼就是評委們搞了平衡，沒有把最佳導演給張億謀。
金牛獎搞平衡不是一次兩次了，有時候為了皆大歡喜還會出現“雙黃蛋”的情況。
這就是華國電影圈的現狀，人情因素太重，缺乏公正性。
張億謀的缺席對其他被提名的電影導演來說是個好訊息，至少心裡有了盼頭。
林子軒給慕姍姍打了電話，聊了在花城的遭遇，提到了鞏莉，他提到鞏莉倒沒有其他意思，只是提出一個設想。
慕姍姍主持的《文化訪談》經過第一期的熱播之後，處在一種不溫不火的狀態。
主要還是華國當下的大環境，太過尖銳的話題不能講，在選題上的限制很大，尤其是在華國電視臺，自由度很低。
如果像在國外那樣可以隨意抨擊各種社會問題，絕對火爆。
再說，這檔節目面對的觀眾群體有限，收視率不高也在意料之中。
林子軒想了一些辦法，比如邀請一些社會知名人物，企業老總和各類明星等等。
其中一期《文化訪談》邀請了華國男足國家隊的主教練，一位叫做施拉普納的德國人，這位洋教練去年帶領國家隊打入了亞洲盃的半決賽，算是國足取得的好成績。
在去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他的一根白頭髮拍賣出了5萬元，成為焦點人物。
面對慕姍姍的採訪，施拉普納認為他可以帶領華國男足衝進世界盃，拿到入場券，實現華國國家隊零的突破，從而創造歷史。
林子軒對此雖然持懷疑態度，但這一期的收視率很高，球迷的反響很熱烈，證明了邀請話題人物的可行性。
藥企的石總也在《文化訪談》上講了他的多元化發展戰略，還有一家保健品企業姓史的老總，談了他的營銷模式。
這些話題人物和企業家的出現不僅拉動了收視率，還提高了《文化訪談》的檔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