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墨平的承諾一旦廣為傳揚開去，政事堂可就被架到火上烤了。
墨平說每年捐一百萬兩銀子給公利醫療，政事堂的宰相還能說國家財政不能擔負？有這一百萬貫，就算朝廷不出一文錢，選幾個地方試點也夠了，何況朝廷不至於每年幾百萬兩銀子都擠不出吧？
蕭琰看母親的信中說，“按太醫院之後做出的詳細預算，朝廷每年若有五百萬貫錢或銀投入，支援在每個州建立一個公利醫館是可行的，而下面的衛生保健站的建立則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負擔。這事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先州級，再縣級，再鄉級；或者反過來，先鄉村，再城市，一步步實施，總有全面推行的時候。關鍵是看，願不願意將國家的錢花在這上面。”
李翊浵道：“對反對這個議案的宰相來說，墨太平的承諾是件糟糕的事，這加大了民眾對議案實施的期望，同時也點燃了民眾的憤怒。”
母親信中後面的內容引發了蕭琰很深的思考。
她說：“貧窮是一種病，而且是世上最可怕的疾病，它能摧毀一切，道德、倫理、秩序；受困於病中的人，當有一線希望時，會不顧一切的伸手抓住它，誰敢阻撓他們，憤怒的火星會點燃，最終成為燎原大火。
“寶樹，我們生下來就是錦衣玉食，體會不到什麼是貧窮，書上說的飢寒交迫、貧病交加、無錢買藥的絕望，我們能從文字上理解同情，卻終究只是文字，不可能真的感同身受。要想世族出身的皇帝和宰相真正體味百姓之苦，那是很難的。如果發生水災旱災蝗災，朝廷會認真救濟，希望少死些人，不要出現流民，成為王朝不安的隱患；但沒有這些災害時，皇帝和宰相不會去想怎麼讓百姓富裕起來，他們最多考慮的是減少對百姓的壓迫，讓百姓還能吃得起飯，然後都安安分分的，不要去想造反。
“太宗皇帝寫的《亡朝史鑑》中，提到王朝覆滅之因：一是帝王殘暴無道，如夏商二朝；二是急徵暴斂，勞役重，百姓不堪其苦，如秦之亡；三是諸侯分國列強並立，中央無力控制，再遭外族入侵便亡，如西周、西晉；四是吏治敗壞，國家頹敗日復一日，最終身染重痾，民亂四起，如兩漢之亡。太宗說，王朝要想統治長遠，就不能犯上述這四條。所以，大唐的皇帝們都很重視不能苛捐雜稅，不能亂徵徭役，重視對邊鎮武將的約束，重視吏治整飭，重視對世家權力的平衡，做到了這些，國家就太平了。下面的百姓再弱一點，愚一點，做順民，這樣就更好統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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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都是歷代王朝統治的模式。哪個王朝初期不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但到後來呢，至多不過兩三百年統治——夏商那不算，國小民少，就像大唐的一個道，最多兩個道，統治個四五百年有何驕傲的？周朝不必提，東周就是春秋戰國，早就不復王朝了。現在一些儒生推崇‘上三代之治’，真是可笑。這個不扯遠了，若按照這個統治模式，大唐不過兩三百年，或三四百年，單是土地兼併，就會走入民變蜂起的局面。而李氏不是被民變掀翻，就是被另外的世家代替，於是進入新的王朝，然後又是同樣的輪迴。
“真正的改變是在高宗時代。如果沒有高宗，大唐走的，也是這樣一個輪迴。從高宗起，大唐的國風變了，確切的說，是國家的根本思想變了。高宗說：大唐要做帝國，不要做王朝，王朝是狹隘的，是一家的朝，帝國是廣闊的，是君主和所有臣民的國，君主有君主的責任，臣有臣的責任，民有民的責任，各盡責任，而帝國各保障其利益，帝國才會成為眾人共同使力的大船，永遠航行不傾覆。
“高宗說：大唐帝國必須強大，不僅國家強，君主強，還要大臣強，國民強。只有民強，才能迫使上面的大臣強。民和臣都強了，最上面的君主不強都不行。高宗說，不要寄望於君主的自我修養和賢明，不是叫一聲‘聖人’就是聖人了，只有壓力才能逼迫人強大，坐在這個御座上，是至高權力，也是至高責任，至艱重擔。如果承受不了這個壓力，這樣的弱者，不夠資格做大唐的君主。高宗說：當年太宗皇帝可以選擇朕的母親做君主，而放棄他這一支的血脈，為了大唐帝國由強者來繼承，朕同樣可以；朕的子孫也必須可以。
“高宗不是說空話——她從來不說空話，說了都要做——為了讓後代繼任的皇帝們都有壓力，不得不成為強者，高宗制定‘強民，育民，富民’三項國策，刻碑立於太廟，而且制定《帝憲》，將這三策放入《帝憲》中，同時給大唐的君主制定了更高的標準和更遠大的目標，她說這就是大唐帝王的憲典，後世帝王子孫中如果能超越她的功績，可以推翻它，或重訂它，但在推翻或重訂前，必須遵照執行，否則就是違帝憲，宗正寺長老和天策上將組成的監憲會可以依憲行廢立君主事。”
母親寫的這些蕭琰在史書讀過，但《高宗實錄》裡沒有記得這麼詳細。她讀史書比較晚，九歲開始讀《華夏通史》，母親說知道大概歷史就行了，說年紀長了有了分辨力思考力再去讀史書，才不會被史書牽著走，十一歲時進了恆安院，母親才允許她跟著四哥學習讀史，她學《帝國通史》時就喜歡高宗，再細讀帝王實錄，最喜歡看的就是《高宗實錄》，制定《帝憲》那段記載便是她喜歡高宗的原因之一。
她記得回清寧院後，曾經對母親說起讀這段史書的感想，母親當時的表情是怎樣的呢？蕭琰記得，母親當時是微微笑了，一向平靜、清漠的眼睛，如有星輝灑入，泛著柔和的光輝，“哦——”母親當時悠長的哦了一聲，悠遠的聲音道：
“她是這樣說的：一個真正強大的帝國，必定是有忠誠又強大的子民，一個真正強大而有智慧的君主，必定是有強大而有智慧的臣民。懼怕臣民太強的君主，那是弱者。期望治下都是愚笨的順民、覺得更容易統治、更能夠長治久安的君主，那是愚蠢的君主。夏朝怎麼亡的？被一小群虎狼領著一大群的奴隸推翻。秦朝亡於什麼？一群強徵的平民戍卒首先造反。東漢亡於什麼？一群裹了黃布巾的農民造反。這些是不是愚民？能有多少智慧？我可不希望我後代的子孫，是一些只想統治一群弱雞的懦者，或者是希望統治一群愚民的蠢貨，真是丟我的臉，以後我有在天之靈肯定降一道雷劈死他們。為了不劈死他們，我決定製一個《帝憲》，給他們保命。”
母親說到這裡哈哈笑了起來，是那種很愉快、很歡樂的笑。
蕭琰也笑得滾在榻上，覺得母親對史書的詮釋太好笑了。
但如今回想，便覺得這真的是高宗皇帝當時對母親說的話，不是史書記的那種簡練有文采，而是平實的，生動的。而母親的笑不是因為這些話本身，更可能是想起了高宗當時說話的神情，是霸氣的？眯著眼冷笑的？還是高深算計的？……蕭琰想不出，但一定是母親喜歡的樣子。
蕭琰很少見母親那樣笑，如今仔細回想，那少見的幾次，都與她讀史後回來說高宗皇帝的事蹟有關，母親總是用“哦——她是這樣說的”這種語氣開頭，有一些妙語風趣讓蕭琰笑得不行，又有一些平實中卻見深刻的話，讓蕭琰覺得感動。
母親說“她是這樣說的”——“真正的強者治下，統治強民、智慧之民，所以強者越來越強。強者治下，統治弱民愚民，強者也會變弱，而後代會越來越弱。弱肉強食，優勝劣汰，這是天道，自然界禽獸相爭，人也如此，帝國也如此，不爭則不強，不永遠向前，做到強者愈強，要麼三百年，最多四百年，大唐就會衰弱到滅亡了，被新生而起的強者取代。大唐要做千年帝國，每一任君主，都必須真正的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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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中不會出現“真正”這個詞，但蕭琰在母親的話中，卻經常聽到“真正”一詞，蕭琰現在知道了，高宗皇帝是真的喜歡用這兩字，以作強調和區別，真正的強大不是顯於表面的強大，也不是力量、實力或哪一方面才能的強大，高宗指的是心，是靈魂，只有心靈強大的人，才能擁有海一樣的廣闊，地一樣的厚實，和天一樣的無畏。蕭琰對此深懷敬意，武道修行也如此，沒有一顆強大的心，無法走得更遠。
高宗在定“富民”國策時說：貧窮是一種病，而且是世上最可怕的疾病，它能讓道德無存，倫理無存，禮義無存，人和禽獸無異，也能讓最底層、最怯懦的人奮起反抗，為活命而掙扎的百姓，他們的憤怒能燃燒成燎原火焰，燒燬一切。
那些困於疾病之苦，以及憂懼得病無錢醫治的平民，如今便是如母親信中所說的“當有一線希望時，會不顧一切的伸手抓住它，誰敢阻撓他們，憤怒的火星會點燃”，反對議案的宰相就真是架在火上烤，引起眾怒了。
這種輿論連世家宰相也不能不畏懼。
何況世家中，那些旁支遠支，不是每家都富有到不需要公利醫療。世家主如果反對這個議案，在本族中必定要失去一些人心。
蕭琰心想，阿孃下封信要說的第五個聰明人肯定是聖人了。
聖人不會反對這項議案，因為強民富民本就是歷代皇帝執行的國策，公利醫療也在強民富民之內，相比世家宰相往往從階層利益出發，皇帝更看重整個國家的大利益，如果這項利國利民的體制不會動搖國家財政，聖人就會想辦法去推動它實施——當然，現在已經不用陛下親自出手了。
但蕭琰沒想到的，阿孃信中說的第五個聰明人，居然是她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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