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陰暗封閉。“從院子到這三間房裡整個空間完全封閉，沒有任何空氣，黑洞洞的，再加上無處不在的賢生的黑白相片，讓人無比壓抑。”[1]68在南陽的賢生一家在梁莊上被傳在城裡發了大財，在這裡卻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裡，和在梁莊的傳說完全不同，這也在側面說明在他們之外對他們的形容和傳說都不確切，只有真正進入他們的生活才可以看到真相。在內蒙古幹校油泵生意的向學房裡，他的房間設施與他的生意完全吻合：到處堆積著機器零件大幽暗中發著亮光，油汙遍處，髒亂物隨意堆放。北京的“河南村”則是大部分外出務工者的集合地：不是因河南人聚集而是因在河的南邊而得名。“河南村裡面新房和舊房混雜，嶄新的磚紅的九層樓房和空間寬闊但房子低矮的大院子交錯在村莊中，顯示出急進和停滯的矛盾形態。”[1]153河南村算是進城的一個驛站點，人們在此居住，卻去往城裡打工掙錢。
梁鴻在進入這些外出務工者的生活，而現實展現給她的無一不是眼前這樣破舊不堪，滿目瘡痍。這些外出務工者大都生活在城市圈之外的城中村，他們的生活環境大體就是破落簡陋甚至惡劣。
生活環境和工作有直接關係，務工者進城難以找到體面又高薪的工作，只能從事苦力：萬國和萬立在西安拉三輪。即便如此仍然會遇到被擠車，甚至搶劫的情況，拒絕給車的時候會遭遇教訓毆打。即使是依靠自己的力氣活也要時刻提心吊膽。實際情況就是有工作，但這份工作也不安生。梁鴻在裡面寫道“在規則懲罰和羞辱之中，農民內心的被損害及對這種被損害麻木的承受赤裸裸的呈現出來，最後它變成一種生活方式和一種象徵”[1]41這裡也體現出梁莊外出務工者承受的不僅是生活本身給他們出的難題，還有來自於社會，他人的不理解和為難。而如果要繼續在城市奮鬥，他們的選擇只有承受一切，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
到南陽則有算命的。梁賢義跟著他哥哥梁賢生出來闖蕩，在經歷了眾多職業之後選擇了算命這一行業。他對梁鴻說當官的主要是來算官運，窮人來算命大部分是因為窮。賢義在外出務工者算是一個特例，他選擇了不那麼賣力的，而是類似於妥協，逃避世事的生活為主。他的生活也算勉強過得去，工作狀態算不上緊張，更近似於隨心而做。這在梁莊外出務工者之中顯然是突出又不同的。
此外，梁莊外出務工者尋求工作的過程中也會遇到意外，比如傳銷。這是一個聽起來就充滿欺騙性的名字，但還是有人不少人為止前赴後繼陷入其中。文哥的弟弟小山陷入傳銷，還變著方法引文哥進去。文哥經過了幾好幾番洗腦也著實心動不已，差點把家人也拉了進去後來清醒才覺得不對勁及時抽身出來。
這裡有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外出務工者那麼容易陷入傳銷之中，不過是以下幾點原因：讓加入者看到成功的希望。用一套所謂嚴密的邏輯體系，給人分析成功的大可能性，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誘惑和無法抗拒的事情。按照他的思路，彷彿真的可以看到光明。施展大家庭呵護式關心，在一起吃飯滿足進城務工者內心渴求平等的精神情緒讓他們感到內心的溫暖。進城務工者進城會面臨許多問題，工作沒有著落工作辛苦。而傳銷的適時出現也正好填補了這部分人的空虛，給他們去幻想獲得資金在城市立足的機會。大多數人可能一開始明白，但最後自己也抗拒不了，不知不覺陷入進去。至於他們為什麼執著於此？應該是活生生的現實：一方面來自於社會的壓力，另一方面又是自己在陌生地方立足的渴望。這兩點原因交織在一起讓他們一頭扎進去，越陷越深。
這裡也有另外一個問題，什麼是盛世?“盛世在普通人的眼裡究竟意味著什麼？是給了他們更大的空間，還是擠壓了他們的生存空間。無法用歷史的眼光批判反而因為身處其中有許多疑問，而傳銷在中國的生機勃勃恰恰顯示出我們生活內部一種驚人的發育不全。過於豐盈的肢體和不斷萎縮的內心。”[1]100在這裡梁鴻指出傳銷發展所披露了社會意識，人自我認知的缺陷和不足，一方面越是發展，另一方則是越是萎靡。這也是橫亙在外出務工者身上的一大問題：盛世對於他們的生存有著何種意義：是給了他們參與其中的機會還是掠奪了他們本來就不大的生存空間。
內蒙古集中的梁莊外出務工者則主要從事校油泵，韓家恆文恆武兩兄弟都開著修理店，在呼和浩特有過暴利的一段時間。機車維修有很大的油水和利潤，這個職業在內蒙古儼然成為一個招牌。用恆文的話來說，“反正是走遍全國各地，人家就信咱的河南校油泵”話中透露出他們的一種自信。說明他們也在那裡找到了一個立足的點。但是這一行業有個特點就是流動性強，並不具備穩定性。短時間內可以掙到很多工錢，但會因為各種意外情況，而隨時轉移。向學他們的傳動軸站點不久也將遷移，因為修路大車的行駛方向也生變化幹他們這一行的就是“跟在大車後面吃灰才能掙到錢。”[1]111
而在內蒙古站穩腳跟也是他們拿命拼出來的，朝俠講述他們一家在內蒙古的奮鬥經歷;開始是租房，冬季十分寒冷沒有暖氣，讓人挨不過去。賣辣椒粉到處跑著賣，賣調料，在生意好的時候受到排擠被毆打。朝俠一家在城中站穩腳跟之後，將恆文，恆武也弄到城裡奮鬥。這裡其實也可以看出農民工進城，會相互有一個牽扯的關係，一個人進城會引發更多的農民工進城。“恆文一家就是典型的“扯秧子”扯出來後一個人，最後的結果是一群人。”[1]121他們之間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絡緊密。他們透過這種形式來維護一種外在務工者之間的平衡，從而相互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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