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知道：改革必然要觸及既得利益，必然會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對。
歷史上，任何一次變法維新，都不僅是一種治國方略的重新選擇，而且是一種利益關係的重新調整，這也便是改革會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
李陵也知道，商鞅變法有成功之處，也有它的弊端，首推嚴刑峻法：
雲夢出土的《秦律》就是在這個變法的基礎上修訂、補充、累積而成。《秦律》中多處講到連坐法，例如戶籍登記有隱匿或不實，不但鄉官要受罰，同“伍”的也要每戶罰一盾，“皆遷之”，即罰戍邊。
《秦律》也把鎮壓“盜賊”放在首要地位，並對輕罪用重刑。例如盜取一錢到二百二十錢的要“遷之”，盜取二百二十錢以上和六百六十錢以上要分別罰作刑徒，盜牛者要罰作刑徒，盜羊或豬的也有相當的懲處，甚至偷採別人桑葉不滿一錢的也要“貲徭三旬”，即罰處徭役三十天。
對五人以上的“群盜”則追捕處罰更嚴。同時《秦律》還有許多對各種逃亡者追捕處罰的規定。
總而言之，商鞅變法中輕視教化，鼓吹輕罪重罰，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廣大人民所受的剝削與壓迫，在一定程度上給廣大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
並未與舊的制度、文化、習俗徹底劃清界限，“內行刀鋸，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輕視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顯的歷史侷限。
“外儒內法，外聖內王！”李陵心中早有了定計，這是有著秦始皇先行者血淋淋教訓的。
李陵一直覺得秦始皇嬴政一統六國，建立全新的秦帝國，那威風赫赫，震爍千古。然而兵強馬壯的大秦帝國卻在秦二世贏胡亥手裡三年就滅亡了，這不得不讓他警醒。
漢初賈誼的《過秦論》的秦亡於暴政的觀點最為出名，誰讓秦始皇到了後期，求仙夢想長生不說，還苛政虐民，扼殺民智，這才動搖了秦朝統治的根基呢？
後來劉邦統一天下後，吸取秦的教訓，施政以寬這才有大漢數百年基業。
李陵可不想仿效秦國軍功封爵制度、更卒訓練之後，再仿效他們的“迅速亡國”。
當然，李陵是站在歷史巨人肩膀上的，他知道外儒內法的施政方針，可以讓大商先於秦強大統一而又不會曇花一現。
外儒內法是一種中國從漢代到清代長時間內國家政權實行的一系列國家政策的內在指導思想。即表面上推崇儒家思想，但是實際操作上也依賴法家的思想，往往是儒法結合、儒法互濟。
政治事功與倫理勸導，是歷代統治者穩固其統治的兩大核心手段，也是構成外儒內法這一中華文化的重要成因。
一般而言，儒學重仁政，講究以倫理勸導實施統治，而法家講法制，重在政治事功。但這兩種思想在漢代時即彼此糅雜，形成了互補的統治術。
中國歷史上有“人本善性善論”、“人本惡性惡論”、“善惡兼論”等認識，不同的人性認定導致了以“霸道”、“王道”和“雜道”即“帝道”）為模式的“法治”、“人治”、“人法兼治”的差異。
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以“性惡論”為出發點，講“崇法尚術”、“唯法為治”，創立了“以名責刑，以法為本，以術治下”的“刑名法術”學說，為統治階級提供了一套“以法治國”的統治理論。
秦孝公用商鞅變法，使秦國富強；秦王嬴政又採用了法家韓非的法治理論，最後統一中國。但是，法家的嚴刑峻法、重賦繁役，恰恰成為秦統治者謀求長治久安的致命傷。
孔子以“性善論”為前提，提出了“為政以德”的政治主張，力主德治。孟子集孔子德政思想而提出了“仁政”學說。為歷代有作為的政治家所奉行。傳說中的大賢堯、舜、禹都是以德高望重而繼位和以仁德愛民而傳揚於世的。
在中國歷史上，首先提出以“霸”與“王”作為治國之道的是戰國時的孟子。他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因此，所謂霸道就是“以力服人”；王道就是“以德服人”。孟子提倡王道，反對霸道。
荀子則認為，王、霸雖有差別，但也可以相通。“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上可以王，下可以霸”，霸道可以補充王道。
這就為後來儒家所倡導的德主刑輔思想提供了張本。“雜道”即“帝道”其核心就是德、刑並用，將法家的刑治與儒家的德治結合起來。
當然，李陵也非常推崇秦國的郡縣制，這可是被證實延續到現代的良好政治制度。有了這些先進的制度，李陵當然相信，前所未有的相信：
大商內部的神棍們不值一提，大商腐朽的貴族階層不再是事，大商的小弟西岐再也不是對手，然後“皇帝”的稱號，不就加諸己身了嗎？到了那時候還有秦始皇什麼事？該是李始皇了！哦，說錯了，是商始皇！
古人所說的“皇帝”，意指天地，天為皇、地為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