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葉以後，皇帝多深居，荒嬉享樂，不理國政，常常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行“批紅”大權，到了正德年間，宦官劉瑾專權，司禮監已然專掌機密，負責批閱章奏，實權已在內閣首輔之上。
這種情形在魏忠賢手上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名義上，魏忠賢本人除了司禮大監和提督東廠太監職務以外，還進上公，加恩三等，再者有熹宗所賜印鑒，文曰“顧命元臣”。
而實際上，魏忠賢的權勢遠不止這些，不僅對他本人有“九千歲”的稱呼，對他的雕像也要行五拜三稽首之禮——對皇帝也才不過是三跪九叩，這還是指大朝會時正式地大禮！
張丹楓此刻最為糾結的，是不知是否應該公開自己的錦衣暗衛身份——作為錦衣衛的一員，張丹楓非常地瞭解這些同僚們的行事作風，那絕對是相當地“務實”的。
以這次地抓捕行動為例，這個羅大佑不惜耗費大量極為罕見、也因此而極為昂貴的“消氣散”來對付他們，說明錦衣衛對於這起案子是志在必得的。
以張丹楓的瞭解，接下來如果幾人不是被立即處決的話，那麼便很有可能是會被直接地割斷手筋、腿筋，這不僅僅是為了預防犯人逃脫，更是為了要免除後患。
對於一個手筋、腿筋都被割斷的人而言，他日後最好的結局，頂天也就是能夠勉強地拄著柺杖挪移了，而且雙手除了筷子以外，也再提不起其他的任何東西了。
張丹楓所擔心的是，如果他在這個時候還不說的話，恐怕就再也沒有開口的機會了！
但是，張丹楓卻又糾結於張知秋的存在——有些事情，一旦發生後便再也無法彌補，如果自己的身份就此暴露的話，對於張知秋而言卻並不是一件好事。
做為一個隱秘而獨立的系統，哪怕是錦衣暗衛自己的人都是彼此不瞭解身份的，更不要說是羅大佑這些低層地錦衣衛官員了。
當然，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主觀上的刻意維持意外，在客觀上也是有原因的。
錦衣衛雖然名鎮天下，但許多人所不知道的是，作為錦衣衛最高部門地“錦衣衛指揮衙門府”卻並不是在北京，而是設在天津。
大明早期的天津還是屬於完全地軍事管制區，設有天津三衛：天津衛、天津左衛、天津右衛，但到崇禎時代已經發展為北方最為重要的港口了，所有江南的漕糧都要經過海河運抵京師。
“衛”是明朝所特有的軍事建制，由指揮使統領，直隸於後軍都督府，每衛士兵足額為五千六百人，天津三衛士兵定額一萬六千八百人。
明成祖朱棣在永樂十五年將首都遷往北京，遷都前，首先派出負責皇帝防務的貼身衛隊“錦衣衛”到天津衛，在原來三衛的指揮衙門前設立錦衣衛指揮衙門府，專門負責暗地監察京津軍民動態，時至今日，在天津依然有錦衣衛橋大街的地名。
在首都正式由南京搬到北京之後，錦衣衛在更名為“京師”的北京設立了鎮撫司衙門作為錦衣衛的執行機構。
當然，雖然錦衣衛指揮使衙門被設在了天津，但身為錦衣衛負責人的指揮使們卻是並不願意這麼遠離中樞的，在實際中，他們也大多是滯留在京師辦公的，在天津總部只留下一些留守人員。
作為錦衣暗衛的最高統領，身為僅次於指揮使地兩名錦衣衛指揮同知之一的歷任負責人，正是那個當仁不讓地被留守人員。
也正因為如此，在天津一方獨大的歷任錦衣暗衛統領們，有足夠地能力將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經營地風雨不透，加之錦衣暗衛地工作特殊性，也並不如何引起朝臣們的注意，這才能夠在三年前的大清洗中僥幸得以茍全。
張知秋這時本已然是準備要離開的，但在聽到張丹楓這急切間脫口而出的話語之後，卻是立即改變主意留了下來。
雖然在這個下午張知秋對於張丹楓已經有了一些很不錯的印象，但是羅大佑對於他的指控，卻是於瞬間抹殺了這一切。
對於來自現代的張知秋來說，許多這個時代的人們所不能容忍的“罪過”，他都可以豁達大度地一笑置之，但唯有這“叛國”的行為，無論是在現代還是古代，都是他所絕對不能容忍的！
“呵呵，如果你是想要藉此來拖延時間的話，我勸你就不要費心了!”
對於張丹楓的言辭感到意外的並不只有張知秋一個，在認真地盯了滿臉糾結之色的準老頭兒幾眼之後，錦衣衛百戶沒有一絲笑意地開始冷笑了。
對於今天的事情，除張知秋這個“意外”之外，羅大佑準備的非常地充分，根本就不擔心張丹楓能夠逃出自己的掌心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