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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行政區劃曾沿襲元朝的行省制，但後來深感不便，於是進行了全面改革。
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改元代的“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簡稱“藩司”，主管一省民政，與中央六部直接聯系。
承宣布政使司下設府和直隸州，府以下有縣和屬州，各州以下有縣，形成了一個省府州縣四級制與省州縣三級制並存的大體格局。
175年改為都指揮使司，主管一省軍戶衛所番漢諸軍，聽命於兵部和五軍都督府；另外還有負責監察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聽命於刑部，掌管司法權。
明初設定的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三司”，三分各省軍、政、司法權力的體系，後逐漸被巡撫制度接掌，巡撫成為各省權力統一的最高長官。
在有元一朝，忻州都是被稱之為“秀容”的，而廢秀容縣的原因，據稱還與明朝開國元勳常遇春有關。
據說常遇春少時處境艱難,乞討來至秀容縣,卻是受到了非人的冷遇,當成人後兵權在握,再到秀容縣時,在昏睡中說了一句“剿殺秀容縣”的夢話，部下便不論男女,一齊剿殺。
待常遇春清醒時,秀容縣的老百姓已被殺戮大半,常遇春趕緊下令停止剿殺,後來把下令停殺的村子叫作“令歸”。
不過，張知秋自己揣度，如果這段記載屬實的話，恐怕應該還是與白蓮教也就是“明教”脫不了瓜葛的。
從元末以來，山西白蓮教的影響便相當地深遠，曾經有在太原做到參將的教首，常遇春所幹的勾當，應該就是這麼一次徹底地清剿行動。
忻州之前曾經已經有一年都沒有知州到任了，原本上任知州任期將滿之際，繼任官員便一直有些難産，問題據說卻是卡在了京師地吏部。
不過，當數月前蠻族突然由大同寇邊，並且一路如入無人之境地血洗了定襄縣城之後，這個原本是香餑餑地忻州，卻是驟然間變成了一個大兇之地，那個原本已然內定要上任的知州大人，當即便重病不能理事，並且已經向吏部遞交了辭呈。
之後，原任忻州知州迅疾地調任左遷，此刻在忻州視事的，卻是履新上任的忻州知州張克儉大人。
張克儉上任之後，雷厲風行、大刀闊斧地整頓了忻州城的治安問題，並且在剛剛取得的“雁北大捷”中功勳卓越，遠在京師地吏部已然行文嘉勉，據聞皇帝陛下也是親口說過一句“很好”的。
對於這個所謂的“雁北大捷”，張知秋自是最為清楚不過的了，也就是前些日他所在的那個混編輜重營，在稀裡糊塗地被人算計之後，遭上千名的蠻族韃子和一千名口外馬匪聯手突襲後僥幸慘勝之事。
在這個莫名其妙的事件中，悄然入關的一千餘名蠻族韃子，最終只有不到三百人的殘兵敗將繞道經由保德逃出山西，而一千名馬匪則在被殺到還剩二百多人後，卻於四散逃逸後不知所蹤。
當然，在這場被誇大為殺死蠻族韃子萬餘人地大捷中，原也根本就沒有什麼馬匪地存在的，而且輜重營的役夫們死傷近萬就更是無人提及了。
不過，實打實在此戰之後獲益的倒是真有一人，就是在此次戰役中親臨一線、奮勇殺敵數十人而最後身負重傷的輜重營統領、忻州駐軍千戶張建東大人。
在戰事結束之後，張建東已由山西巡撫宋統殷大人提議，由山西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三司”聯名向朝廷保舉為實授參將，且有望領副總兵銜。
畢竟，在近數十年來，不惟是山西，就是整個九邊也從來沒有取得如此大捷，據說崇禎皇帝原本竟是想要讓張建東進京以當面嘉獎的，只是由於聽聞張建東重傷難行，這才不得已悻悻作罷。
此外，大同軍鎮中的一名副千戶由於縱敵入關而被查辦，此人雖已畏罪自殺，但卻仍是被盛怒之下的崇禎下令抄家，所有男丁斬首棄市，婦孺全部充為官妓。
此外，兵部還撤掉了大同軍鎮守備十三人、參將二人，並隨即鎖拿進京；大同總兵胡雲峰降職一等、罰俸一年。
再下來就是張知秋後來由軍中相熟的虞候張繼宗口中聽來的小道訊息了：太原府雜造局的副使大人因為貪汙、變賣軍械的事發，在宅中舉家，闔家老少全部身亡、無一生還。
最後，張知秋第三十三次拒絕了張繼宗代表張建東延請他入職軍中的邀請，對於唾手可得的“虞候”之職敬謝不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