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薛銳第一次嘗試親筆寫遺書。
之前他有律師起草的遺産分配書，裡面把包括啟辰和薛家在內大部分財産做了分門別類的歸納和估值，然後按照他當時的想法將它們分別處置。其中以目錄的方式列舉了薛銳所擁有的大量房産和股權，並寫明後續處理問題。但是這些東西幾天前應該已經被法院查封凍結了，未來大機率也不會被判定歸屬於薛銳。這份遺産分配書雖然經過了嚴格的法律審查，並且在公證處蓋過章，刨去要在目前案子裡拿來抵債和罰沒的財産之後，裡面真正有效的章節應當所剩不多了。
薛銳其實沒有仔細看過自己的財産檔案，就像普通人不會數自己還剩多少根牙線一樣，薛銳也不會閑著無聊去數自己有多少不動産和理財，只是有大致的概念，“很多”或者“少了一些”。
制定分配書的時候，他把那些自己有權利分配和處置的財産都透過遺産贈與的方式送給了他母親生前捐贈過的慈善機構和社會團體。其中包括一支致力於開發人工子宮的科研團隊和幾個為家暴受害者提供援助的法律機構，以及為流浪動物絕育的基金。實際上，除去未來可能的遺産贈與，每年薛銳也會劃撥一部分啟辰的利潤和自己的個人收入給以上專案——可以抵稅，同時還起到良心按摩的作用，為薛家這幾十上百年來做過的不義之事進行一點聊勝於無的補救。這是他紀念母親的一種方式。
之後這些捐贈可能就要停止了。
但是薛家也沒了，汙染的源頭被關閉了一個。
總體上還是優大於劣的一件事。
可謂是一種“周處除三害”。
薛銳手裡握著筆，盯著那張紙，遲遲不知道如何下筆。那些沒有財産可以分配的人，他們的遺書裡都在寫些什麼？
法律規定，遺囑人死亡時遺囑生效。因此，所有構思遺囑的人，都為自己設定了一個死亡的場景，它包括大致的時間和方式。當遺囑被看到的時候，通常情況下，這段文字將作為簽字人留給某人或者某些人最後的話——看到它的人應當感受到什麼呢。
從前薛銳沒有寫過遺囑，是因為他沒有想在死後對話的人，世界對於他只是模糊且抽象的概念，可以看見，卻無法産生連結。
顯而易見，現在，想要對話的人出現了。
哪怕這種“出現”只是特定時間點、特定狀態下的一時沖動，也清楚的表明，他想在死後，對那個人說點什麼。薛銳沖動的時候很少，他的話也很少，但他對自己誠實。
按照劇本，“薛銳”和“死亡”之間的距離很近了，周處所除的最後一害，就是自己。
現在把要說的話記下，不算太早。
薛銳握著筆，這支“安全筆”和他在辦公桌前使用的鋼筆是兩個極端，那支鋼筆的筆尖材質混合了一定比例的黃金，冰冷，鋒利，它可以紮進動脈抽取一管血，然後在公開的檔案上做下決斷；看守所的“安全筆”只是不可拆卸的矽膠材質包裹著普通圓珠筆的筆芯，從以往的經驗來看，書寫體驗非常一般，好處是它柔軟、簡單，無法傷害任何人，適合用來作為與某人在死後對話的工具。
不過現在又體現出一項此筆戰勝定製鋼筆的長處，如果是鋼筆的話，這樣懸置在紙上，要麼已經落下墨點汙染了紙張，要麼筆尖幹澀，需要調整後才能正常書寫。薛銳長久地思考著要寫下的內容，思緒總是飄向不相幹的地方。這樣不好，他定了定神，嘗試寫下第一句：
【我死後的72小時內，律師會把這份遺囑遞交給你。和它一起送達的還包括我的財産清單以及遺産處置授權書。我沒有做過個人財産的風險隔離，經過破産清償之後，到你手裡的部分應當很少，所以處理程式不會過於繁瑣。】
這兩句寫完，薛銳停住了，他嘗試回憶自己能夠留下的到底是哪些財産，會不會包括爭議部分，處置這些爭議會不會牽扯太大精力，無果。但想來，這種程度的麻煩對於薛裡昂來說，或許還能夠應付。
還是財産處理部分……和之前的律師起草的版本似乎也沒什麼分別，薛銳為自己的想象力和語言表達能力感到疑惑，他想說的似乎不是這些，至少不只是這些。
如果把範圍縮小到想對薛裡昂最後的指導的話，似乎好寫很多，薛銳決定嘗試從這裡下筆。這些年來，他總是有意透過某些方式教薛裡昂做一些事情，可能是因為經驗不足和考慮欠缺，中途出現了一些波折，但是總體來看似乎還是達到了目的。
這些教育的部分包括了薛銳對自己成長與感受的總結和延伸。他的母親嚮往自由，也希望他能夠自由，他們都沒有實現，所以他給了薛裡昂足夠的自由，讓他能在最大限度上成為自己。他也審視過自己的侷限，作為父權架構的得益者，那些他不希望出現的特點也會像是影子一樣無法徹底擺脫，這樣的操作可能給薛裡昂帶來了一些痛苦，這並不是薛銳想要看到的。這其中就包括被薛裡昂申訴至今的點——信任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