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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3章 春天七)
安東·謝爾蓋耶維奇畢業於蘇維埃最高學府,莫斯科國立大學,光憑這一點,就可以想象他跟安德烈一樣是那種無可挑剔的好學生,帕維爾口中“能過克格勃政審”的那種“無趣的人”。
但因為小時候營養不良,安東的個子沒長起來,比別人矮一個頭,再加上運動神經也不怎麼樣,從小到大都是捱揍的那個,雖然能過政審,卻過不了體測,因而遺憾地未能成為安德烈的同事,而是做了一名工程師。
安東的爺爺是一名農奴。蘇維埃讓他的爺爺第一次擁有了選擇一個姓氏的權力——“庫茲涅佐夫”是“鐵匠”的意思,因為在他爺爺眼中,鐵匠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職業。
然後蘇維埃又讓他的父母住上了公寓,用上了電燈,他成為家裡第一個大學生。父母因為感謝這個國家,都志願前往邊疆建設祖國,他認為自己的命運也合該如此,所以當大部分同學都在想方設法留在莫斯科時,他選擇了服從分配。
幸運的是,那時候西伯利亞還沒有核電站,為了充分發揮他的才華,祖國倒也沒把他丟得太遠,只派到了切爾諾茲克。
作為“國家重點專案配套城市”,普布利亞市的生活條件在那個時代甚至稱得上優越,安東為此還有些愧疚,覺得別人在西伯利亞和遠東的苦寒之地建設邊疆的時候,他卻享受著普布利亞的公園和醫院,還有幾十家商店和餐館。
因此,核電站的工作雖然枯燥危險,但安東兢兢業業,毫無怨言。
在切爾諾茲克的三年,一共有兩件最讓他高興的事情。
第一件是他在爬上安全殼穹頂檢查的時候,因為積雪的緣故腳滑了一下,接著同事又手滑沒拉住安全繩,結果掉下去摔傷尾椎骨,被送進醫院躺了一個月。
讓他高興的當然不是摔傷,而是他的主治醫生薇拉·斯米爾諾娃。雖然因為對方一直戴著口罩,臥床的一整個月裡,事實上也包括後來所有的時光,他都從未見過薇拉·斯米爾諾娃眼睛之外的面容。
即使如此,那個月也是他人生最幸福的時光——如果摔傷的是腿,而不是讓人難為情的尾椎骨就更好了。
出院那天他如喪考妣,經歷了人生第一次轟轟烈烈的失戀。他沒有嘗試追求薇拉·斯米爾諾娃。他矮小,不英俊,才二十五歲就開始謝頂了——從中學時代他就明白,愛情是隻屬於少數人的權力。他不想被厭惡。
第二件是接到上級通知,由他接引中央派來的經濟觀察員。
那時候中央常常往下級部門和工廠派遣經濟觀察員,這些觀察員大多出身克格勃,至於克格勃在人們心目中是什麼形象,參考各種半夜以無數奇怪的理由被克格勃逮捕的蘇維埃笑話,就能想象一二。
對大部分人來說,接引克格勃,簡直是一個能嚇得睡不著的任務——萬一家裡有那麼一兩樣來自北亞美利加的物件,被扣上了“通敵”的帽子怎麼辦?
讓安東高興的事情總是這麼地奇葩。
事實上,他剛剛接到任務的時候,也是緊張的,但他很快想到自己對祖國真摯的熱愛天地可鑒,頓時又為自己的緊張羞愧起來。因為這種羞愧,他主動邀請安德烈·瓦西裡耶維奇住到自己家裡——天啊,邀請克格勃住到家裡,這是什麼作死行為?
像他這樣的大傻瓜,當然扛不住安德烈的有意套話雖然對方套話並不是為了找理由逮捕他),幾杯伏特加下肚,第一天晚上就把自己祖上三代的故事、包括那場轟轟烈烈的失戀交代個幹淨,甚至說到傷心處,嗚嗚地哭了。
安德烈鼓勵他:“為什麼不去試試追求她呢?比如寫一首詩。”
當時安東想:天吶,這人居然建議我寫詩!
1985年,早就不是那個兩袖清風、憑一首詩就可以相愛的時代了。年輕人去昂貴的飯店,去莫斯科看演唱會。寫詩,這麼古董的建議,卻出自像安德烈這樣的年輕人之口,讓安東簡直要笑出聲來,又彷彿在茫茫人海中發現了另外一隻披著年輕人的皮的老僵屍,在那一刻他就單方面決定安德烈是他一輩子的兄弟,不管他是不是克格勃。
安德烈在普布利亞只停留了一個多月。他走的時候安東哭得比失戀那次還要慘,直到別人開始用詭異的眼神看他們倆,才把他的眼淚嚇了回去——蘇維埃對這種事情是很嚴苛的——再說又不是那麼回事!
安德烈在普布利亞的時候,一直心神不寧。安東猜測是追查破壞分子不那麼順利,但他並不多麼擔心。破壞核設施是絕對的自殺式襲擊,他不認為北亞美利加人有這樣的勇氣。
他再次想起安德烈的來訪,是近一年後,從列寧格勒寄來的最新《實驗與理論物理雜志》中,一篇關於石墨的文章,讓他忽然聯想到了含有石墨的控制棒,並且意識到石墨材料與幾次測試中出現的功率異常波動之間的聯系。
安東的智慧彷彿具有某種二象性,只存在於物理學的結界之內——在工程的領域之內,他能從微弱的訊號中敏銳地洞察系統的漏洞,而在物理學的範疇之外,他完全缺乏理解“總工程師不可能不知道”“為什麼這種控制棒還在使用”這類問題的政治智慧。
因此,他在各種場合一再提出這個問題、寫了無數份永遠不知道在哪一層被卡住的報告的行為,不但沒有引來重視和改正,反而給他帶來了排擠和邊緣化,甚至還有人寫他的政治黑報告,如果不是安德烈為他擔保,說不定就真要去西伯利亞建設邊疆了——不過現在看來,那樣反而是個好一點的結局。
1986年春天,巨大的爆炸聲從四號反應堆響起的時候,安東正在電站的另一邊檢查裝置。
聽到爆炸聲的時候,他愣愣地站在原地,彷彿感覺到空氣中的伽馬射線在穿透他的身體。他知道這些射線不會馬上殺死他,但幾天之後,他就會死於全身器官衰竭。這個瞬間竟然很平靜,他想起薇拉·斯米爾諾娃,醫院距離這裡有三十公裡,他相信祖國,一定會盡快疏散民眾。
他又想起在莫斯科念書的歲月。離開莫斯科之前,他最後一次去紅場,那一瞬間他忽然感覺到巨大的孤獨,恨自己不是生在20年代,那麼就可以在衛國戰爭時期、跟偉大的紅軍戰士一起埋葬在列寧格勒。
此時此刻,這種孤獨竟然得到了治癒:他知道馬上會有一批勇敢的人,趕來為祖國撲滅這場致命的大火,而他將跟這些素不相識的同志一起喪生於此。這是他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