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陀王的威名在八桂四處傳播。其實芩福在八桂境內的活動，桂系及黃季寬早已知情，打探一陣後，黃季寬甚至給各地的官員下令，不要干涉芩福的任何作為。
因為他芩福去到哪裡，哪裡便匪患絕跡、逐漸興旺而團結，道路交通、物資流通、文化教養和治安管理方面就好得多。
這其中沒有與政府管理任何脫節的地方，除了徵兵和加入民團反響不積極，其他的包括修橋修路的善舉，那是出工出力，還不談報酬，給多少要多少，不給就算了。
八桂主官想啊！你個流氓還是在我八桂興風作浪。
雖然興的是良風、作的波浪，武器、教官和文化教員一批批地送來，執行的區域大多遠離城鎮，全系邊遠山區。
你個西海灣流氓圖的是什麼？很多的人遂又想不通了！
煌城至賓州不過300多公里，快反師堂堂正規軍2萬人走了5天；而賓州至長沙的距離超過800公里，加入4萬人馬的雜牌軍居然在7天內趕到。那速度不可理喻，同時也彰顯西海灣特首的民族情感深厚。各民族的4萬多人比張春水更為著急前往救駕。
1927年元旦，國民政府自廣州遷都武漢。1月5日，數十萬群眾衝擊了漢口英租界；2月19日，國民政府正式收回該租界。4月18日，武漢市政府成立，武昌市與漢口特別市合併為‘京兆區’作為首都，成立武漢特別市。
到了1928年春，兩湖已經成了桂系的地盤，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兼武漢政治分會主席李宗仁，以第十九軍軍長鬍宗鐸、第十八軍軍長陶鈞二人主持湖北軍政。
第19軍後縮編為第4集團軍第16師，胡宗鐸仍兼任師長。升任湖北全省清鄉督辦公署督辦兼任武漢市政委員會委員長。國民政府均任命胡宗鐸為武漢衛戍司令，陶鈞為副司令。
胡宗鐸、陶鈞就任之後，把持湖北軍政大權，武漢出現了現代史上最恐怖的時期，時人稱胡、陶為“屠戶”。兩人在1927年11月至1929月4月統治武漢期間，實施“以殺為治”的恐怖政策，在武漢進行了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以所謂“驗明正身，綁赴刑場”的方式殺害的黨人和群眾就達800多人。
胡宗鐸，字今予，湖北黃梅人。辛亥革命時參加武昌學生軍，因功被保送入武備學堂，後升入保定軍校第四期步兵科深造。1923年出任總指揮黃紹竑的八桂討賊軍上校總參議，成為桂系主要人物。
陶鈞，字子欽，湖北蘄水人。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四期。1918年去八桂投黃紹竑部，後任第十九軍第二師師長、第十八軍副軍長、軍長。
及至寧漢合流時，新桂系勢力擴張到了湖北。為鞏固對湖北的統治，白崇禧主張湖北應該由鄂人來治理，這一主張得到了李宗仁的首肯。胡宗鐸因資歷最深、戰功最大兼任武漢衛戍司令部司令。
由於武漢當局大開殺戒，引起一片非議，陶鈞更在“總理紀念週”上拍案“有人說我陶鈞亂殺人，我姓陶的，寧可錯殺三千，不可錯放一人！”
胡宗鐸、陶鈞利用手中的權力將湖北省“清鄉”經費和鴉片稅500萬元部分充作軍費，其餘皆由兩人私分，把錢財轉移到國外銀行存放；並趁整理湖北國民黨黨務之機，積極培植、擴充桂系勢力。
蔣桂戰爭爆發。胡、陶通電下野，乘日艦東去，從此一蹶不振。
20世紀初，漢口已經成為了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大城市，被稱為”東方芝加哥”。
清朝末期，在洋務派人士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的引領下。於1906年初，一條貫穿南北的京漢鐵路應運而生，火車的汽笛聲，打破沉默了上千年的古城，在華夏腹地增添了一條便捷的大通道。從此，鄭州和武漢，這兩座被鐵路貫穿的城市，因鐵路而勃興，作為交通樞紐，商業日漸繁榮。
京漢鐵路通車後，這條大通道將華夏腹地的河北、河南、湖北三省連線起來，對當時的交通運輸，價值非同尋常，極大地改變了人地的時空距離。
當年，主修這條鐵路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平日奉命進京，都要從武漢搭乘江輪抵達上海，再坐船北上到天津，再走運河到北京。一趟下來，得花十天半個月。如今，京漢鐵路開通後，坐火車兩天半便可直達京城。上京趕考的學子們，也可以乘火車從武漢直達北京，過去和現在已不能同日而語。
武漢本來就有長江之利，加上鐵路之開通，南北暢通，張之洞主政下的武漢，很快便發展成僅次於上海的華夏最繁榮的工商業城市。
通車前，漢口對河南的貨物吸納，僅限於鄭州以南。通火車後，漢口的經濟腹地擴大到河南與河北交界一帶，貿易額也由1906年的萬海關兩增加到1910年的萬多海關兩。大大促進了漢口的城市化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