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人心裡，如果程曉羽誠懇地道個歉，說幾句漂亮的場面話，那麼這一頁就算翻過去了——記住教訓，放棄仇恨，得到人民和法律的寬恕，程曉羽依舊還是個好‘同志’。
但以我個人對程曉羽的瞭解，我認為這純粹是一廂情願。他可以說遺憾，能夠說反省，卻不會認為自己錯了，他在頑固的堅持自己的正義！
其實這樣的程曉羽正符合我們霓虹人的審美，這種獨特思維所表現出來的就是‘糾結的玉碎精神’。
魯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一書中說：在美國人看來，霓虹的軍國主義電影是他們看過的最好的‘反戰電影’。無論是描寫日俄戰爭，還是‘七七事變’，鏡頭裡展現的都是泥濘裡的行軍，鏖戰的困苦，你看不到勝利的場景和‘萬歲沖鋒’……一家三代，歷經三次戰爭倖存的代表，他們成了瘸子、瞎子、殘廢人……
但這卻叫我啼笑皆非，外國人從這些電影中看到的是‘反戰’，而我們自己看到的卻是‘英雄主義’。我們對英雄的定義與美國和華夏截然不同。
華夏人評倫英雄，首先要看他在‘政治上是否正確’。孟子說：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華夏開國元首說：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就比鴻毛還輕。
在華夏人看來，一個人立場錯了，還十分拼命，那就不是英雄，而是‘倒行逆施’，因此程曉羽的行為在華夏人看來有些愚蠢，華夏人講究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講究的是‘瓦全’，但程曉羽偏偏是個在美國長大的華夏人，他的思維具有美國人的個人英雄主義，也有華夏人的‘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而這樣的精神最符合我們霓虹人的英雄觀，我們霓虹人一直都認為英雄與立場無關，而在於他是否‘努力’。如果這個人剛好又身陷‘小情義’和‘大情義’的矛盾之中，最後他舍卻‘小情’，成全‘大義’，那麼這個人就是大大的英雄。
……
在我們霓虹人看來，經歷了‘痛苦的糾結’，最後拼盡全力盡到了自己的本分，堅持了自我，這樣的人就是英雄。沒有‘痛苦的糾紛’就沒有戲劇性，沒有‘盡到自己的本分’就算不上是英雄。
有時候為了襯託英雄，文學作品會把這種‘痛苦’搞到在外人看來‘極其變態’的地步。民族史詩《四十七浪人》中，有的武士為了給主公複仇，竟把妻子賣到妓院裡，籌集經費；有的為了證明自己的忠誠，竟要殺掉親妹妹；有的殺掉自己的岳父；有的為了刺探情報，竟把妹妹送給敵人做小妾……
在《四十七浪人》的故事裡，將軍禁止武士私相複仇。浪人們雖然手刃仇人，卻同時違反了將軍的命令。為了給將軍一個交待，四十七人全部切腹自盡。我們的小學課本中對此的評論是‘這真是兩全其美的辦法’。
魯思·本尼迪克特說：霓虹人認為真正的強者應該能夠拋棄個人幸福而履行義務……
近代以來，我們試圖建立某種可以淩駕於一切領域的道德標準時，我們常常選擇‘誠’。
而程曉羽這樣的行為，無論哪一點都做到了，他從華夏來到霓虹麼就是‘拋棄個人幸福而履行義務’，他在法庭上的堅定，正是對自己，對他人，對法律的‘誠’，他的堅持是糾結中兩全其美的辦法。
我們在來看看《地獄十日談》中程曉羽的表現，當之無愧的‘英雄’！
活下去！這是一個糾結了霓虹幾千年的難題。
我們霓虹是一個被火山、地震、海嘯、戰爭、貧窮、饑餓反複折磨的民族。‘生存危機’像一把高懸在我們頭上的達摩克裡斯之劍，一方面讓我們民族養成了堅韌不拔的個性和一絲不茍的做事態度。
‘活下去’一直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終極目標，甚至‘活下去’都成為了我們的偏執。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山本五十六曾經讓參謀制定了一個進攻和征服印度的計劃，但目的確是為了保護已經到手的新加坡，這就是典型的霓虹思維。
實際上一度‘活下去’已經成為當時霓虹最高的價值判斷和一切行為的藉口。
為了‘活下去’，我們可以策劃陰謀，編造謊言，突然襲擊，出爾反爾。為了‘活下去’，在戰敗之後我們可以委屈求全，撥出5000萬日元作經費設立‘特殊慰安設施協會’，並在報紙上打廣告公開招募了6萬名霓虹婦女為美軍提供性服務，曾有人調侃說：如果有一天霓虹要征服火星，那一定是為了保護地球。
而如今，我們卻在責怪一個為了讓自己妹妹‘活下去’的程曉羽，不擇手段！
這是多麼的可笑。
最後，用一句電影中的話來結尾：‘活下去的人該做的，就是不要辜負那些死去的人。把故事繼續下去。’
雖然我們沒有程曉羽這樣特殊的經歷，但在每個時代，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故事發生。大家把各自的故事埋在心底，當做什麼都不曾發生過一樣活著，那些從戰爭中倖存下來的，那些從地震、海嘯中倖存下來的，都有屬於自己的別樣經歷。
我們無法審判在絕望的環境中人的所做作為，但是程曉羽是高尚的，分食物給他人，冒著生命危險攀登電梯井，自己一個人抗下了殺人的惡名，而這些人還是窮兇極惡，威脅他們生存，殺害他救命恩人的仇人……現在你捫心自問，他錯了嗎？
程曉羽當然沒錯，他只是一塊被霓虹法律打碎了的‘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