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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百家罷後無奇士”，歷史發展到東漢末期，士人的風骨和豪氣已經和春秋戰國時期那些真正計程車人大不相同。所謂的“魏晉風度”表現出的是一種消極的散漫，這和以前那種“士貴而王者不貴”所體現出的剛強的瀟灑截然不同。魏晉時期的風度是無奈的小資風度，而先秦計程車，身上才真正具有君子的擔當。
所以我們看到在漢末三國時期，真正能被稱為“君子”計程車是不多的，更多的是一些養家餬口的受僱者。這些人靠小聰明出賣智力，根本就沒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精神追求，典型的例子是賈詡。賈詡雖然有一定能力，甚至是算無遺策，但是他是不具備君子應有的品行的。君子最重要的堅持是“有所不為”，而賈詡恰恰是一個無所不為的人。當然賈詡還算知道羞恥，比他更糟糕的還有許攸、法正、楊儀等人，這些人恐怕就不知恥了。
然而即使是在這樣一個糟糕的時代，還是有逆流而上的君子。劉虞算一個，荀彧是另一個。
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在如今這種浮躁功利的時代，君子是沒有辦法被理解的。劉虞和荀彧的評價都不高，真正獲得認同的是賈詡，以及更多比賈詡還要不堪的鑽營小人，因為他們成功了，而劉虞和荀彧都失敗了。這個時代是隻在乎結果的時代，人們熱衷於談生意而不是談感情，所以不下蛋的鳳凰就不如雞。而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比漢末還要糟糕，當時的大多數人雖然失去了荀彧的堅持，但是至少還對他保有道德的認同感，所以荀彧的評價很高，而賈詡不高。而如今連同情都沒有了，所以評價才倒過來，這是價值觀扭曲的時代。
即使是在古代，能夠真正讀懂荀彧的人也幾乎沒有，唯一的例外是蘇軾。許多人頭腦都很簡單，認為一個人不是幫助曹魏，就是心向漢室，這些人對儒家的精神和文化沒有基本的瞭解。假如荀彧幫助曹操是為了興複漢室，那麼他勸諫曹操迎奉天子就不會用“高祖為義帝發喪”作為比喻。既然荀彧對曹操的政治期望是能夠像漢高祖一樣平定天下，那麼他對已經名存實亡的漢王朝還能有什麼期待呢？
作為漢末這個時代頂尖的賢才和智士，荀彧的洞察力和眼光是毋庸置疑的：董卓以亂終，許攸背叛，顏良文醜一戰可擒，這些事情無不如其所策。這樣的奇才難道看不出漢朝不能夠再複興的道理嗎？早在建安五年，魯肅就已經看出了這一點，所以才勸孫權建號帝王。魯肅的特點是志大而粗疏，與鄧禹相似，荀彧謙遜謹慎，王佐之風，才能更在魯肅之上，絕不可能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去輔佐曹操。可是現在有些人，就是喜歡以自己平庸的才識對荀彧妄加揣測，所以對荀彧“幼稚、天真”的抹黑也就這樣産生了。
蘇軾說：“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
對於這個評價許多人沒有讀懂，事實上在蘇軾看來，荀彧的目標絕不是匡扶漢室，而是“救天下”，救天下是泛愛，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孔子所謂的“恕”，而匡扶漢室只是對“忠”的狹義堅持，是孔子所謂的“忠”。子曰：其恕乎！可見二者相比，救天下的格調要高很多，這也就是荀彧的理想和堅持。而曹操沒有等到天下平定就急於獲取權力，為家族利益著想，而不是先考慮救民水火，這導致他喪失了平定天下的機會。於公，曹操不能安天下而濟萬民；於私，曹操不能堅持謙退的美德。荀彧因此而反對曹操稱魏公，是堅持了古代士人“致君堯舜”的政治追求，可謂君子所為。
荀彧反對曹操稱魏公的兩點原因，在荀彧給董昭的回複中說得十分清楚。荀彧說：“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匡朝寧國”強調的是曹操作為一代人傑的責任，這個責任沒有完成，而急於追求私利，這不符合君子“忠貞退讓”的品德，因此這件事於公於私都不是君子所為。君子幫助君主成就大業，應該讓他具有堯舜這樣完美的品德，因此一定要站出來反對，這樣做才能稱之為“愛人以德”，而這正是董昭等小人所沒有做到的。荀彧能夠堅守賢臣的美德，而董昭為私利而出賣君子的貞節，象形之下，豈不齷齪？
荀彧的看法極有遠見。事實上，曹操稱魏公後，內部的反對聲音越來越強烈，而外部的抵抗越來越囂張。曹操常常擔心內部有變故而無法長期在外徵戰，這導致建安二十年他沒能抓住機會平定益州，而使劉備做大，吞併漢川，夏侯敗亡，東三郡相繼投降，豫州盜賊與關羽遙相呼應，魏國一度風雨飄搖。這些都是曹操在政治上的失策導致了軍事上的不利。
所以我們看到，稱魏公絕不是簡單的要不要代漢的問題，這是一個極為危險的政治選擇，關繫到內部是否穩定，以及全天下的人心向背。荀彧早在建安九年就勸曹操先定河北，然後修複舊京，使天下人人自安，這樣南方的民心就會歸順，荊州和江東就不難平定。正是因為曹操在政治上幼稚，忽視人心而濫用武力，忽略軟實力而靠硬實力蠻幹，這才導致孫劉聯軍以曹操“實為漢賊”作為口實而頑抗到底。
曹操稱魏公與項羽殺義帝類似，經此事件，曹操和項羽都走上了日薄西山的道路。眾叛親離，內部不穩。所不同的是劉備手下沒有張良、陳平那樣的人才去平定天下，這才使曹魏政權免於崩潰，此所謂”有亡楚之失而免於亡楚之禍“。荀彧早年以高祖比喻曹操，高祖並非沒有稱帝之心，但能以天下為重，剋制，察納雅言，為義帝發喪，天下歸心，這正是文王之道，不至不取，也是荀彧希望曹操做到的。但是曹操不及高帝遠甚，內多欲而假行仁義，晚年更是無法剋制自己，這導致霸業中衰，壯心不克。
小人的追求在於結果，君子的追求在於實現結果的過程，而這正是君子的遠見，過程不符合“禮”，結果就不會長久順遂。孔子雲：“必也正名乎”，正是此意。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這正是荀彧的堅持。荀彧堅持用王道來平定天下，這正合乎兵法所雲“不戰屈人”之義，而曹公不察，以孫吳之才，驅疲憊之兵，強行征伐，變生於內，而困頓於外，勞而無功，終不得志，可哀也已。
可惜現今眾人，已難理解君子對過程的追求，和對手段合法性的堅持，已難理解獨立於成敗和物質的精神嚮往。這導致古之君子，雖死難安於九泉，今之烈士，不能見容於俗世。荀彧死，天下無君子矣。興思及此，能無慨嘆，聊以自況，不知所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