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您有沒有發現您妻子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她……”向由幾度哽咽，“她本來是個很溫柔的文，那段時間很沉默，時不時會流淚，我問她，她也什麼都不和我說，後來我工作忙，回來晚了，她會在半夜的時候偷偷的哭，她哭的時候我都知道，我以為她只是壓力大，發洩發洩就行了，可是我沒想到，她……”
向由把臉埋在手心，嗚咽道：“是我的錯，是我沒有照顧好她，沒有及時看出她的不對。”
蔣妤嘆了口氣，看向了大螢幕。
螢幕上播放的是蔣妤採訪的幾名死者家屬，在描述著死者生前的怪異之處。
無一都談到了突然的沉默，突然的爆發。
採訪播放過後，大螢幕上有兩張清晰的照片，一邊是診斷報告，一邊是是向由妻子的遺書。
“對此，我們也採訪了心理研究所的教授，趙前川教授，他也針對此事進行了簡短的採訪。”
影片中趙前川穿著白色大褂，坐在鏡頭前絲毫不怯場，專業的態度和從容的談吐，很是有魅力，而以趙前川教授的專業而言，沒有誰，比他說的話更有信服力。
“透過對比幾名死者家屬的口頭描述，以及其中一名死者的産後抑鬱症的診斷書，我可以斷定，幾名死者在死前都患有産後抑鬱，但這個産後抑鬱是否是導致死者自殺的唯一因素，我不敢保證，我只能說，産後抑鬱症患者，其中之一的症狀，是有明顯的自殺傾向。”
沒有過多的話，只這寥寥幾句，足矣。
現場觀眾有人發聲質疑，“六名死者除了一名死者留下了診斷報告，其他幾名死者都是透過家屬的描述來進行揣測，也就是說，你們根本就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其他五名死者曾經患有産後抑鬱，不確定的因素存在，我可以質疑你們新聞的不嚴謹嗎？”
話題尖銳，以小見大，直接將話題矛盾引至新聞嚴謹這一媒體人都敏感的話題上。
後臺的工作人員看著捏了一把冷汗。
觀眾現場發聲質疑，這也是節目的環節之一。他們無力阻止，只能讓蔣妤自行把握。
“感謝這位先生發聲，”蔣妤說：“沒錯，死者已矣，她們生前是否患過産後抑鬱症，的確無從查起，但只要生活過，就會留下可以考據的細枝末節。我們考察歷史，也正是從這些細枝末節出發，從記載的文獻出發，探索那些死去百年千年的人物，從而蓋棺定論。同樣的，死者生前最為親密的人的口述，一樣也可以成為考證的憑據之一。”
現場掌聲雷動，為蔣妤的重返，也為蔣妤的綻放，連同那位提出疑問的觀眾，也微笑地將雙手舉過頭頂，鼓掌示意。
直到掌聲平息下來，蔣妤這才調整語氣，“在很多時候，大多數的女人習慣於依賴，在懷孕過程中，她們會産生一種患得患失的情緒，丈夫很稀疏平常的一件事，一句話，在她們心裡，會演變成各種胡思亂想，她們惴惴不安，沒有安全感，她們需要得到重視和安慰，這個時候，需要丈夫和家人的安撫和陪伴，不能一味的指責和忽視，所有在大家看來的無理取鬧的行為，很有可能是忍耐多時的崩潰。”
“而今天，我們節目組也請到了一位曾經患有産後抑鬱的女人，她可以帶大家走入産後抑鬱症的世界。”
蔣妤沉默片刻，隨即將自己胸前主持人的胸牌摘下，握在手心。
所有在場觀眾不明所以，就連坐在蔣妤身側的向由，也不明白這位驕傲堅強的主持人是怎麼回事。
排練時，沒有這一幕。
蔣妤對著鏡頭抬起頭，“大家好，我叫蔣妤，是一位單親媽媽，曾經患過長達一年的産後抑鬱症。”
萬眾矚目之下，全場死一般的寂靜。
一檔直播的節目，不僅需要主持人的功底，更需要節目組工作人員的全力配合，直播前必須是經過三次以上的彩排，方能直播，而且主持人必須嚴格按照彩排時的流程進行，杜絕一切意外的發生。
蔣妤這突如其來的行為，打了節目組導演一個措手不及。
“怎麼回事？蔣妤怎麼不按彩排走？”節目組導演是個脾氣火爆的人，火發得臉色通紅，“趕緊啟動應急措施！”
“等等，讓她繼續。”陳文洲不知道何時來到了節目組。
“陳副主任。”
陳文洲看著演播廳那一抹明亮，打磨之後的明珠，更為璀璨，“你要相信她，相信曾經《法政時刻》的創辦人。”
演播廳中央的蔣妤深吸口氣，放下自己身為主持人的強硬的態度，緊抿的嘴角向上劃出弧度，眉眼間不再淩厲，沾染了淡淡的柔和。
“我是一名單親媽媽，三年前在婦産科，生下了我的兒子，我還記得當時整個城市下著大雨，密密麻麻的雨點砸在窗戶上，我羊水破了。當時家裡沒有其他人，是我自己打的急救電話，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急救車二十分鐘之後才到，因為當時是上班高峰期，城市賭得密不透風，我坐在地上很惶恐，說來也挺可笑的，我在懷孕時做了大大小小的攻略，像做旅遊攻略似得，自以為熟練掌握了一切生産的步驟，可真正到了關鍵時刻，手足無措。”
面對觀眾，面對鏡頭，她說得很輕松，將枝丫綠葉剪去，只留下粗略的樹幹。
可實際卻是，當時她開啟窗戶，任由大雨傾盆，砸在自己身上，她所有的痛哭與熱淚，都被雷鳴與大雨吞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