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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歷史,總是逃不過閹黨和東林黨的對立。網路小說千奇百怪,各種立場的小說都有人寫。
有說東林黨為國為民,閹黨殘害忠良的。
也有說東林黨收刮民脂民膏,閹黨為國理財的。
其實人性是複雜的,好和壞同時存在。
東林黨以儒家為理念,勇付國難的君子如左光鬥和史閣部有的,但士紳為了家族利益,也是有的,降清的更是無數。
閹黨斷子絕孫,就會走向極端,要麼徹底超越物質的高尚,要麼走上徹底的低俗,高尚如鄭和,王承恩,低俗就不計其數了。閹黨派去各種收稅的太監首領,給國庫從士紳裡撈錢是有的,但順便給自己撈錢也是有的。
說到底,都是圍繞三綱五常的觀念産生問題,這就是信仰一樣,人覺得應該如何,才覺得安穩的活著,否則就會不知所措。
正因為人性如此複雜,所以老到的歷史寫手寫明代歷史,往往是引導各種各樣的人,不管是太監和士紳,抹平他們物慾的一面,引出他們高尚的一面,自然國家大事就容易辦了。
歷史是讀書人寫的,所以閹黨就成了禍害,其實閹黨往往是帝王的羽翼,這中間的事情,既複雜,又難說。人的心理是很複雜的,有所謂五種層次的需求。
無論閹黨還是東林黨,應該都已經不必為生存乃至享受憂愁的階段
儒家講究家國天下,對於士紳來說,宗族的利益本是一種天經地義的存在,不在忠君報國的價值觀之下。而明末的時代,各種小家汲取了太多大國的營養,本身成了最大的問題。閹黨本身的殘忍和不擇手段下,又同時蘊藏了一定的正義性。
所以複雜世界的複雜問題,往往有兩面性。閹黨和東林黨都會說自己是忠君報國的,因為這個觀念是當時最大的正義。做壞人最高的境界,就是自己不但不覺得自己不是壞人,反而是聖人,比如元首,或者大時代裡的丁蟹。這中間的掛念辯證,其實很有趣。3k黨,納粹,甚至各種邪教,都會說自己是正義的,幾乎沒有自己說自己是邪惡的存在。
明代可以說亡於財政破産,李闖軍隊裡九成以上的人,包括闖王自己,都曾經吃明朝體制的飯,只不過老闆讓他下崗,他沒飯吃只好去搶了而已。崇禎後期連幾十萬兩軍餉都發不出,闖王打下北京拷打官員可以要出幾千萬兩,這些錢,不說拿來平亂,早期拿來賑災,就不會起兵災。
林心如主演過一個電視劇《大祠堂》,講的是明末清初一個普通地方家族生存的故事,開始是秀才家族,後來出了個進士,有地有田,滿清來了,也很現實的投了新主子,沒有起兵之類的情節。都是很現實的亂世求生。很能反應這種時代裡的心態。
雍正搞“官紳一體納糧”“火耗歸公”“攤丁入畝”就是針對這個情況。
雍正有底氣對士紳開炮,是因為他有八旗這樣的直系力量做底氣。
所以對明朝皇帝來說,閹黨就是他的八旗,崇禎滅了魏忠賢和廠衛,其實就是自廢武功,從此東林一發不可收拾,富裕的江南和貧窮的陝西交一樣的遼餉,直接搞出了李自成和張獻忠。崇禎要是能學雍正來個攤丁入畝,就沒那麼多兵災了。
清朝康乾盛世,康熙重在武功,乾隆不過繼承,真正給滿清延命的,其實是雍正這個鐵面王。不過讀書人口誅筆伐,雍正被寫成暴君,梁羽生的小說裡也把他寫成楊廣第二。到了二月河筆下,才給雍正翻了案。
中國歷史的更替輪回總是大同小異,無非王朝昇平日久,人口激增,豪強兼併,最後亂世一起,人口驟減,又一輪回,從漢末黃巾,三國開始,就是這樣。“漢以強亡”,所以王朝中期,都會有有見之士,“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王安石語)。王安石,雍正,張居正,王莽。都有這麼個意思。王莽搞“新政”,被逆推,至“九品中正制”而達極限。劉備,曹操,都有過打擊豪強的舉動。不是他們大公無私,而是不這樣不能續命劉備感動平原豪強刺客,曹操被陳宮獻城呂布,都可以側面看出這點)《馬向陽下鄉記》裡小小的槐樹村也有土豪和弱勢。因為人性,都是一樣的。
其實明末大太監,大皇族和東林全是大地主,只不過皇帝的錢至少還能用來救急,東林的錢,就只有自己家用了。流寇殺人,蠻夷屠城,可以說,是個比爛的世界,才讓野豬皮得了便宜。
人活著的生理基礎很簡單,吃白米飯也能活。人活著的開心,痛苦,和意義,都是源自觀念而已。
人的觀念基於大腦的神經基礎,神經壞了,就成痴呆。
連人的意識本身也不確定,何況人的命運?可能做這個工作或者那個工作,可能和這個人一起或者和那個人一起。
想來想去,倒是體會佛法的無常。其實什麼事情有意義呢?不管你做什麼,都無法阻止時間一天天的過,自己一天天的走向死亡。
倒不如多敲一行字,多畫一張圖,有實在的意義。
人常常會做各種沒有好處的事情,比如網文不能吃不能玩,就是滿足人的心理而已
我碼字也沒有實際好處,就是想到一個腦洞就想寫下來分享而已
所謂藝術創作的快樂罷了
我活著也就剩下這點樂子了
什麼是意義呢?本身也只是一個不能改變客觀事實的主觀觀念而已。
上班為吃飯,吃飯為上班。活著沒什麼趣味,去死則又不至於,熬著唄,無可奈何。
倒漸漸走到本來無一物的心境。
境隨心轉,物隨心移,不在於物是如何,心卻已經覺得無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