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報軍部，日軍一個大隊被我師在突擊中擊潰，擊斃鬼子800餘人，少部分趁夜逃跑，我155師傷亡1000餘人；另：南昌鋪陣地成為一片廢墟，短時間內無法構築戰壕和防炮工事，只要天一亮鬼子的坦克、飛機、重炮一個攻擊，多少人都的死光；如何決定請軍部速做決定！”陳公俠說道，
“是，我立即發電去軍部！”參謀跑著離開了；
“噗......”一個鬼子的頭被一個弟兄手上的大砍刀劈斷了脖子，冒出的血水一下沖上了天空；
“殺啊！”鬼子越來越少，以生力軍加入戰場的警衛連和偵察連砍瓜切菜般的攻擊中一切視線中的鬼子......
淩晨5點，整個鳳凰咀突然變得安靜，解決對手的弟兄四處尋找，發現視線中已經沒有鬼子的蹤跡了......
“團長，團長；鬼子沒了。弟兄們正收攏弟兄，給鬼子補刀呢。”興沖沖的楊小石找到何建業說道，
“收攏我們的弟兄，一個不拉的帶回去；”何建業皺著眉頭說道；
“啊！不守嗎？”楊小石問道，
“你看看這裡，全是浮土，怎麼守？退回去！”何建業直接命令道，
“抬上自個的弟兄，回去了！”楊小石吼道，
“團長，傷亡的比活著的多，沒法弄啊！”曾大報告道，
“那也得帶回去！先抬傷兵，戰死的弟兄先收攏到一起，回去叫一營來抬！走！”何建業咬著牙吼道，
“團長，師部已經催問了幾次戰況了；怎麼報？”一回到團部，冷崎就催著問，
“傷亡800餘人，三營已經殘了；鬼子一個大隊全部陣亡，我們的迫擊炮損毀過半，炮彈全都沒了。”何建業坐在椅子上說道，
“啊！你這手怎麼啦？”冷崎拿起何建業的左手說道，
何建業左手正往地上滴著血珠，臉色慘白......
“沒事，就是鬼子的刺刀拉了一個口子。”何建業擺擺手，
“來人，給團長包紮傷口。”冷崎吼道，
“我去給師部彙報戰況！”冷崎走到電話旁邊，拿起電話開始搖動。
關於抗戰中的難民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帝國主義發動野蠻的侵華戰爭，形成了華北、華中、華南等地的難民潮，難民，遷徙，安置等一系列的磨難是對中華民族的一場血與火的洗禮；盡管他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後面追擊的日軍鐵蹄踐踏之處，國土慘遭蹂躪，生靈塗炭。淪陷區人民為逃避日軍的燒殺淫擄，紛紛攜妻帶子、呼兒喚女被迫離開世代居住的家園，輾轉遷徙，奔向大後方和安全區域，這些堅強的中華兒女展示出了中華民族團結的精神；他們一路上互相幫助，掙紮著逃亡。形成了的這股巨大的難民潮，其人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在世界近現代史上是罕見的。
抗日戰爭時期的難民遷徙發端於戰爭，不僅衣食無著的下層民眾參與其中，而且眾多富有之家和知識分子也參與了遷徙。這一時期的難民大體分為三大類：富裕及曾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政治方面活躍人士或同情國民黨政府的人；愛國者以及不甘受日偽壓迫的人。其中，尤以商人、醫生、工程師、教師、自由職業者和技術工人居多。他們大都是青壯年，具有一定的才能和職業上的經驗，容易適應不同環境的生活。
當日寇入侵時，眾多難民被迫離開久居的家園。有的在條件允許時重返故鄉，更多的人難以忍受種族與惡劣環境的壓迫，一再遷徙，最後移居於西南或西北地區遙遠的後方。抗日戰爭時期究竟有多少難民？鑒於其情況複雜，迄今尚無準確的數字。有的資料估計近億或數千萬。據統計，僅19月已達2000萬，到1938年7月受戰爭直接威脅的民眾超過1億人口。日軍佔領華北後，一些鄉鎮的逃亡人數已佔當地總人口的50％左右。從難民逃亡的範圍考察，既有北平、天津、上海、太原、鄭州、濟南、武漢等大城市，也包括河北、山西、河南、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等省的中小城市和沿海村鎮居民。從難民的形成分析，自東北到華北、江浙，再抵達安徽、山東以及福建、廣東，乃至湖南、湖北，隨著日軍對許多城市的狂轟濫炸和對各地區的侵佔，産生了一股股巨大的難民潮。抗日戰爭時期的難民遷徙，肇始於20世紀30年代初。“九一八”事變以後，日軍佔領東北，大批難民湧入關內，達數十萬之眾。他們或是原關內流向關外謀生的移民，被迫重返關內；或是東北籍軍人、官員的家眷；或是具有強烈愛國熱情的知識分子。許多難民入關後，散佈於北平等大城市，生活沒有著落，需要社會救濟。以後，有的重新返回東北，有的隨東北軍遷至西北地區，盧溝橋事變後多數人融入全國性的難民遷徙潮流中。華北難民的大批流亡是從1937年8月初開始的。北平淪陷前兩三個星期，城內的一些有錢人家，便攜帶細軟舉家外遷。平津淪陷後，大批市民為躲避戰亂，或匿身附近農村，或遷居租界。更多的人扶老攜幼朝兩個方向逃難：從陸路遷徙的主要沿平漢和津浦鐵路，以武漢三鎮和上海為駐足之地；從海路則由天津直接乘輪船南下。不久，平漢和津浦鐵路北段不能通車，他們多由天津乘船到煙臺或青島，再經陸路跋涉趨濟南。10月初，日軍佔領德州。濟南難民一部分折返青島乘船赴上海，絕大多數擠乘火車、汽車、馬車或推獨輪車沿津浦路南下，致使津浦路擁擠不堪。以後，濟南戰事緊張，人們再次遷徙。濟南原有六十餘萬人口，經過兩次人口遷離，僅剩萬餘人，幾乎成為一座空城。河北、豫北一帶的難民，主要沿平漢路南遷，至鄭州以後，有的繼續遷往豫南和湖北，有的沿隴海路遷往陝西。山西雁北、太原等地難民沒有經濟條件和不願意離開家鄉的，紛紛逃往山裡，能夠遷徙者多數流入西北各省。華東地區的難民潮自淞滬會戰形成。這場戰火不僅殃及全體上海居民，也使大批流亡到上海的外地難民再遭厄運。據統計，戰前上海市包括租界在內，人口超過三百萬。“八一三”以後，約有二三十萬上海難民逃到浙江一帶。戰爭初期，每天約有三萬人離開上海，然而，當時上海的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到三百五十多萬。這是因為，隨著上海市郊以及江蘇等地的相繼陷落，造成更多的人流離失所，而上海的列強租界，就成了上海居民和外地難民避難的場所，僅“八一三”當天就有6萬中國人躲進租界。租界當局對於這些無家可歸的難民，本欲拒之門外，但是，由於難民人多勢大，無法阻擋，只得將一些學校和公共場所騰出來，闢為臨時難民收容所。以後，隨著戰火不斷擴大，各地難民源源而來，租界當局也無力全部收容。來得比較晚的難民就只能在弄堂口、馬路旁人行道上棲身。11月12日，日軍佔領上海，隨即在長江三角洲一帶進行追擊作戰，很快就把戰火指向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從而京滬杭一帶又出現了無數新的難民。京滬沿線的丹陽、常州、無錫、蘇州等地難民，有的逃往南京，希望得到國民政府的保護，有的遷到內地，絕大多數暫時移至長江以北避難。江北如臯、靖江、南通三角地帶，幾乎每一個村莊都住了江南難民。丹陽移避江北者，多數遷往興化，也有的暫居鹽城、揚中附近。蘇州連續遭日機轟炸，居民不得不到城外避難。然四鄉盜匪蜂起，人們被迫相率逃往更遠的地方避難，留在城內者只有5萬人。江陰“稍富有的居民均預先向江北及四鄉避難，西門及南門之居民，十有八九均逃往芙蓉鎮、馬甲河及泗河口一帶。無錫原有居民30萬，留下來的不過1萬人”。戰前，杭州約有人口六十多萬，戰爭爆發後，約有三分之二逃到鄉下。日軍佔領杭州後，全城一片恐怖，未及逃出的居民四處躲藏，兩處最大的難民收容所共收容三千餘人，已經擁擠得達到睡覺不能翻身的程度。宿舍、走廊、通道、陽臺、樓梯、操場都擠滿了難民。南京原有居民100萬，淪陷前已有大批難民遷離，多數移往安徽和兩湖等地。日軍佔領南京後，進行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死亡0萬人。華南地區的難民遷徙，出現稍晚。東南沿海被日軍封鎖後，福建、廣東等地居民有的逃往山區和內地，有的到香港、澳門，也有的移居南洋一帶。如，廣州原有150萬人口，至1938年6月初“僅有五十餘萬人”。遷離的難民少數疏散回鄉，相當數量的難民流亡到內地一些城市。相比較而言，南方難民的遷徙情況比較複雜。難民多集中於各大城市，然後分別遷入西南各省。如，華東諸省的難民，多隨國民政府西遷武漢，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後，又遷往四川等地。難民西遷大致形成三路：一路進入四川、陝西；一路進入貴州和雲南；一路進入廣西。四川的難民來源最為集中，除小部分來自北方外，絕大部分為東南各省市遷徙而來。難民在逃亡過程中，長途跋涉，歷盡艱辛，經常遇到難以想象的困難。上海陷落後，日軍進入南京，到處殺人放火，逃出的難民一路受到炮火襲擊，不少人倒在侵略者的槍口下。1937年8月28日，日軍出動兩批共12架飛機轟炸上海南火車站，炸死正在候車的難民七百餘人。12月10日，日軍第18師團攻佔安徽蕪湖，當天“就在沿江一帶抓捕了2000多名難民，將他們驅趕到江邊，全部用機槍殺害”〔3〕p.64）。再有，是飲食和住宿問題。難民都為匆匆逃脫，隨身只能攜帶很少的衣物和錢，沿途還會遭遇盜匪的滋擾，除偶爾獲得慈善機構的救濟外，經常忍饑挨餓，甚至沿街乞討。為爭奪一小份食物，難民中往往發生流血事件。美國著名記者西奧多懷特曾如實記述逃亡路上難民的悽慘景象：“老百姓剝掉榆樹皮，把它碾碎當食物吃。有的把新麥連根拔掉；在另一些村子裡，人們把花生殼搗碎來吃。路上可以看到難民們把泥土觀音土）塞到嘴裡，來填滿他們的肚子”。〔4〕pp.191192）有的難民長期沒有食物，只能賣兒鬻女。由於食物緊缺造成普遍營養不良，難民中常常發生流行病。至於住宿，更是一種奢望。由於日機狂轟濫炸，沿途缺少棲身之所，他們只能暫避於破廟內或斷垣下，忍受饑餓、寒冷與疾病，許多人因此喪失了生命。婦女逃難的遭遇也很悲慘，據範長江《皖中戰影》中記載：“許許多多戰區被難同胞，婦女尤佔比較多數，看衣服和麵貌，逃難者多中人以上家庭，向日皆在家安閑自在，而今亦被迫在道途上轉徙。交通工具是談不到的，縱有，也不過獨輪小車幾輛，上面可以放些行李，甚而至於完全無代勞工具，重重的行李，通通自己背上。小腳老婦，黃發兒童，也得在地上徒步，紅顏少女，多也執繩挽車。當然，他們一天不會走多少路，而且他們究竟走到什麼安樂的地方，走到哪裡去生活，他們通通沒有把握。”〔5〕她們在逃難的路上，經常遭到日機轟炸，被日軍殺害和強行擄去慘遭蹂躪的，也為數不少。最後，難民抵達某一目的地，仍可能受到日軍的威脅。有的難民剛遷至一地，就遇日軍的進攻，只能再次遷徙。不及遷離的，便成為日軍屠殺的物件。因此，難民只有不斷地連續遷移，甚至整個抗戰期間一直在外地流浪。中日大規模開戰，第一路經平漢路至鄭州，再由鄭州或者安置於河南境內、或者經隴海路西去陝西、或者繼續沿平漢線南下湖北省境。鄭州是這一路線的中心，“每日前方逃來難民不下三千”，僅來自河北省的難民，“麇集汴鄭，已逾五萬”，成為難民的集散之地。吳宓記述，鄭州車站“時小雨迷濛。車站月臺上，人多如山，擁擠充塞，喧嘩紛擾，蓋皆難民及流氓，以及各路旅客”。
第二路經平綏路西遷。一部分往大同、包頭，一部分再由大同沿同蒲線至太原，並以太原為主要彙集地，進一步向陝西遷移。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北平即有人西遷，吳宓1937年7月28日的日記中提及，“宓謂同人多有由平綏路赴大同、太原者。茍k編者注：“k”為此母女姓氏縮寫）母女願出京，只此一途”。平綏路難民救濟專員孫顯卿致賑委會的電文也說到，“現冀察晉各戰區難民來並編者注：“並”為山西省省會太原的簡稱）者絡繹於途”。這些到太原的難民再經同蒲路運走，至潼關轉車，他們“多去西安，去豫魯者少數”。又有一些難民是經平綏線西至包頭的，“以九月杪編者注：“月杪”，即月末）平綏路難民絡繹逃跑，現在五百餘人”。值得一提的是，經平綏路遷徙的難民以學生與低階公務員居多，如住在太原難民收容所的200餘人中，“多為學生與低階公務員”。
華東區以上海為中心，在戰火燃至上海之前，上海即已風聲鶴唳。據竺可楨記載，1937年8月6日早晨至上海北站，發現“站上行李山積，出口處亦有行李堆積，致行人甚難出入，腳夫忙甚”。僱車至滄洲飯店，至則發現房間已滿，“聞上海搬家者日來甚多，大抵由閘北、南市搬至租界，租界屋均人滿”。
該地區的難民，主要分三路遷往後方。
第一路北上至蘇北等地。上海、崑山、嘉興、常熟等地的難民或乘火車，或搭輪船帆艇，或徒步去往吳縣，自吳縣經京滬鐵路、或者從水路經運河北上，至鎮江後渡江到江都，然後從江都前往蘇北的高郵、寶應、興化、泰縣今泰州）、東臺、淮安、淮陰、漣水、泗陽等地。
第二路沿滬杭甬線南遷，有的再轉浙贛鐵路去往南昌等地。經此路線者，主要是原籍浙贛等地的旅滬人口，因避難而回鄉。
第三路沿江西上。這條線路在上海陷落後尤其繁忙，京滬一帶人士與從北方南下京滬地區的人士多經此路內遷。陳達11月19日自上海到達南通時，與他同日到的“共四輪，約七千餘人”；而與他同日到漢口的輪船，“俱由上海或南京上駛，共載旅客及難民一萬餘人，據說近一星期來每日如此”。
在難民遷徙後方的同時，上海租界也承擔了很大一部分難民。八一三事變爆發後，虹口、閘北、楊樹浦一帶的中外居民，大批地湧向蘇州河南兩租界地。“外白渡橋”以及外灘大道上，人流滾滾，“途中搬運箱籠之車輛，自早至夜，未嘗停止”，“白渡橋上的人，擁擠得如錢塘江的怒潮，奔騰澎湃地在尋求出路。那時，地上嬰兒的哭聲，行走遲緩的老弱的男女，被壓在地上的呼救音，呼兒喚女的悲啼聲——這一切的聲音，震動天地，慘徹心脾。又因人心慌亂，亟望逃出戰區，所以人如蜂擁……難民為了要逃生，衣箱也拋了，被褥也丟了，滿路盡是遺棄物，把寬闊的馬路，弄得隘狹難走了”。11月4日晚，日軍在杭州灣金山衛登陸，10日，日軍在浦東登陸，南市及遠至徐家彙的華界居民以洶湧之潮湧向相鄰的法租界。法租界在11月10日發出關閉鐵門的通告。大批大批的難民於是便被鐵門擋在了界外，其時頭頂時有日機飛掠轟炸，有家不能歸，財産不隨身，饑寒交迫，“難民比前更多，箱籠被褥，木器傢俱，千車萬擔，綿延數裡，呼號啼哭，慘不可喻”。
京滬沿線的丹陽、常州、無錫、蘇州等地難民，有的逃往南京，有的遷到內地，絕大多數暫時移至長江以北避難。
從南京淪陷至漢口淪陷
這一階段，武漢由於其交通的便利和是政府的所在地便成了眾多難民的集中地。包括難民在內的大批人口移來武漢，使武漢的“人口陡增至一百五十餘萬”。由於難民的大批到來，武漢三鎮到處是衣衫襤褸、面色焦黃的難民，到處都是胸前掛著白布難民條、面呈病態的難童。
戰爭進行到1938年夏，武漢已岌岌可危。8月1日，汪精衛代表國民黨中央在武漢宣佈：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各院部會駐漢辦事處一律撤銷，限期遷往重慶。從政府西遷的過程來看，其內遷程序遵循了從南京一武漢一重慶的模式。有人估計，當1937年底國民政府西遷時，陸續乘船西上至重慶的各部官員及所有公務人員有萬餘人。
為了保全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國民政府與教育界人士做出了將高校內遷的舉措。學校內遷，帶動了一大批高階知識分子和上萬名青年學子遷至後方。在學校內遷過程中，這些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自身也受到深刻的教育，正如陳達所說，“他們在這恐怖的戰爭中，親身體驗著動蕩的生活……青年人備嘗這種艱苦的折磨，使他們愛國的熱情交熾，更有助益於個人堅定自己的信念；老年人經這番艱苦的訓練和辛勞的工作，一旦到他們安頓下來，就會更堅定了他們在這新社會所感受的經驗”。
抗戰初期，還有大量上海和東部的廠礦內遷。估計整個戰爭時期，有4萬多技術工人從沿海遷往內地，其中絕大多數曾在1938年到達武漢。在這次搬遷過程中，大約有10.8萬噸裝置從武漢運走。在國家資助下，1萬工人也遷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