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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綁架案是米國的頑疾，因為這種案子在不複雜的環境下創造了一個複雜且無法複制的系統，這讓米國當局在無法破解和扭轉系統程式的情況下幹瞪眼，一點辦法都沒有。有一組資料是這樣顯示的，發生在米國各個州大學校園、高中校園的綁架案每年成交額都在十億美元以上，其中有超過80的案件並未透過警方，而是轉而採取私自解決的方式。
樸淑媛接下來的描述就在述說這種現象，同時，也從一個留學生角度解析出了人類社會中犯罪根源到底在哪。
“柳生烈綁架這些留學生是有選擇的，他不會綁架住在寄宿家庭中的低年級學生，盡管這些學生非常好控制，但寄宿家庭中的家長一旦負責任的報警，那麼，他將面臨著巨大的危險。”
這是柳淑媛敘述綁架案時，說出的先決條件，不過週末認為這種先決條件應該在往前推一些。
財富是怎麼創造的？
是嫉妒。
是那些有錢人在享受的過程中，沒錢人看在眼裡饞在心頭的嫉妒。這種心態如果利用得當，那麼，這會變成一個目標，每一個人都在從‘我要像誰誰誰一樣’的角度經過心理調整後，轉變成了‘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可是，這種心態一旦掌控不住，嚴重的失衡感將會出現，不用暴政、不用壓迫，只需要蹲在山珍海味的餐桌旁啃窩窩頭就足夠，那時，每個人心裡都會出現瘋狂嘶吼，那句話是‘憑什麼他有我沒有’。然而，當看到坐在餐桌上吃山珍海味的人還不是白手起家的富一代，是花著啃老的錢裝闊的富二代時。嚴重的心裡傾斜出現了，類似‘沒有你父母你算什麼東西？’、‘有本事你憑自己的本事坐在餐桌上試試’等等抱怨推動著對的無法控制演變成了世界上最虛偽的高大上理由。憑什麼他行？憑什麼他有？我也要！這才到了最終試煉點，你可以要。你可以被操控，但是。得有個重要的條件，那就是你究竟能不能等到瓜熟蒂落的那一天。
有錢人的孩子可從不需要等待，他們從父母那得到的錢足以滿足自己的需求，這是根本不用任何努力就可以獲取的捷徑，可這種事情輪到普通人身上會變成什麼樣？對不起，你得從最低做起，得上學、得打工、很可能打工獲得的薪水是一小時十幾、二十美元，這個落差。總會將一批無法接受的人甩下來，你還千萬別以為這就結束了！
從學校畢業，還得重頭再來，因為你是個新人，沒有經驗，而且，你眼前還有什麼都不需要就能獲得一切的例子，那些人沒付出過任何辛苦，不過是老天爺讓他生在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家庭中。
然後，事情變味兒了。不服、失落開始為懦弱找理由，人永遠不願意承認‘我不行’，更願意相信‘那些有錢人的第一桶金都是不幹淨的’。既然他們都沒被抓，我怕什麼？別的沒有，爛命一條！
難道媽生父母養的你，只有爛命一條？
敢大聲的在所有親屬、朋友面前問自己一遍麼？
如果這是通用理由，且成立，為什麼不敢，為什麼只滋生在黑夜降臨後的無人環境中和從不敢對誰說出來的腦海深處？！！
這個假的正義被強行植入以後，人類這個被想象力成全的族群，開始被想象力坑害。在想象的世界裡，那些有錢人變成了自己。胡吃海喝美女環繞的生活在幻想中成了你的日常生活，恐怖就恐怖在這。那時，你再也接收不了平庸，接收不了熬一個星期才能拿到的薪水，要賺錢，要盡快賺錢，要盡快賺到更多的錢，成為了唯一信條。而通往這條路的方法只有兩種，要麼，你是時代的弄潮兒，二十幾歲就能成為紮克伯格，要麼，犯罪。
犯罪絕對不會比紮克伯格賺錢更快，想要達到人家的程度需要一個無比龐大的犯罪組織，但是，有一種犯罪能讓一個普通人擁有一筆其他和他一樣的普通人賺一輩子都賺不到的錢，這就是綁架。
綁架誰？
自然是那些在幻想中被嘲諷的人，既能報仇，又能賺錢。
因為我們的思維是這樣的，那些失敗和屈辱往往會在解決辦法出現的時候重新浮現，會在回憶中想起‘當時我怎麼沒這麼幹？我為什麼沒這麼說？’，等發現一切已經錯過並再也回不去了，恨意就此産生，待你在看見那個令你感覺到屈辱的人，絕對沒有好眼神兒。
綁架案就此誕生了。
偏偏，人類又是天生擁有冒險精神的族群。
2008年，芝加哥留學生持學生簽證來到米國，在2010年遷至南加州，案發前一週在社交場合經人介紹認識了梁女士，並以出去辦事為由將其綁架，綁架期間曾兩度要撕票。
2009年，溫哥華4名綁匪綁架了認識數月的朋友，他們曾一起吸大麻，又在金融危機的當下親眼看著18歲的被害人購置了豪車，在這種情況下將其綁架，索要800萬rb。
這還僅僅是眾多案例中的兩起，已經被媒體找出來的兩起，那些並未報案的、家長擔心孩子安全主動給錢的、綁架未成功撕票的、綁架過程中被害人逃跑的，數不勝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