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紹儀(1862年1月2日1938年9月30日)，字少川，廣東廣州府香山縣(今珠海唐家灣鎮唐家村)人，清末民初政治活動家、外交家，曾任北洋大學(現天津大學)、山東大學校長。
唐紹儀自幼到上海讀書。同治十三年(1874年)，成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學，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光緒七年(1881年)，唐紹儀歸國。後歷任駐朝鮮漢城領事、駐朝鮮總領事、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稅務處會辦大臣、郵傳部左侍郎，並出任全權大臣與英國談判西藏主權。清末為南北議和北方代表，民國時出任第一任內閣總理。民國二十年(1931年)，出任中山縣縣長。上海淪陷後，因盛傳被日敵利用組織偽政府，蔣介石下令戴笠派趙理君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9月30日將其刺殺於家中，時年七十六歲。
早年生活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三日(1862年1月2日)，唐紹儀出生於廣東珠海唐家灣鎮唐家村。同治十三年(1874年)成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學，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
在朝生涯
光緒七年(1881年)，唐紹儀被召回國，入天津水師附設的洋務學堂讀書。次年，唐紹儀以德國駐天津前領事穆麟德的隨員前往朝鮮襄助海關事務。
光緒十年十月十七日(1884年12月4日)，漢城郵政局落成當晚，親日的開化黨舉行宴會，準備將親清朝的事大黨一網打盡，穆麟德也在場。唐紹儀聞訊後臨危不懼，立即與人攜帶武器駕著馬車趕到郵政局，護送穆麟德和被刺傷的守舊派大臣閔泳翊回到穆麟德的家中，隨後又請來美國傳教士為閔泳翊療傷。給也在朝鮮的袁世凱留下深刻印象，並使兩人成為莫逆之交。十月十九日(12月6日)，袁世凱將政變鎮壓，被封為駐朝大臣。而唐紹儀以候選從九品的資格擔任袁世凱公署的西文翻譯，是袁世凱身邊最重要的助手。
光緒十一年(1885年)，唐紹儀到天津稅務衙門任職。隨後被派往朝鮮辦理稅務，成為清政府駐朝鮮大臣袁世凱的書記官和得力助手。
光緒十五年(1889年)底，唐紹儀被委任為駐龍山商務委員，即駐朝鮮漢城領事。
光緒十七年(1891年)9月，袁世凱因母親病重請假回籍，直到次年才假滿回任。在這期間，經袁世凱推薦，唐紹儀代理袁世凱的職務長達7個多月。在其保舉之下，唐紹儀平步青雲，到光緒十八年(1892年)已經官居三品銜，僅次於袁世凱，成為甲午中日戰爭前清政府派往朝鮮的二號人物。
光緒二十年(1894年)，日本借東學黨起義，出兵朝鮮。由於袁世凱駐朝十餘年一直與日本為敵，被視為一大障礙，日本欲除之而後快。袁世凱向李鴻章發電報請求將自己調回，並提出由唐紹儀代理其職。日本人得知訊息後，密謀刺袁。唐紹儀聞訊立即求救於英駐朝公使朱爾典，共同策劃救袁方案。六月十六日(7月18日)，袁世凱改裝易服出走。唐紹儀護送其到漢江邊，登上朱爾典準備的英國兵艦。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唐紹儀被清廷派遣為駐朝鮮總領事。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9月，唐紹儀因奔父喪返國，結束其出使朝鮮近十年的外交生涯。
政績斐然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凱擢升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他重用唐紹儀為天津海關道。唐紹儀在任期間，辦理接收八國聯軍分佔的天津城區、收回秦皇島口岸管理權等事務，成就斐然。袁世凱上奏朝廷，稱讚唐紹儀出色的表現和能力。
光緒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任唐紹儀為全權議約大臣，赴印度與英國代表談判西藏有關問題。會談期間，唐紹儀態度強硬，力主廢除英藏簽訂的《拉薩條約》，因為這個條約撇開了清政府，英方與中國地方政府簽署的條約是不合法的。會上雖未能完成廢約目標，但說服了弗利夏，他承諾將把唐紹儀的講話帶給英方，唐紹儀初步勝利，挫敗了英國分裂西藏的陰謀。同年四月四日(1906年4月27日)，經過幾番激烈談判，最終唐紹儀和薩道義代表中英兩國政府，簽訂了《中英續訂藏印條約》，廢除了《拉薩條約》，使英政府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屬於中國領土。唐紹儀在西藏問題談判中的成就，使他晉升為外務部右侍郎。此後，唐紹儀參與主持中日、中俄關於東北問題的談判。在客觀條件十分不利的情況下，他力爭避免損失過多的權益，抑制了日本在東北擴張侵略的野心，並完全拒絕了俄國企圖保留在東北利益的要求。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起，唐紹儀先後被委任為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稅務處會辦大臣、郵傳部左侍郎。他主持路政後，著力擴大中國在外資鐵路中的行政管理權和挽回鐵路借款方面的損失。由於他的力爭，滬寧鐵路的續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為9.55折，總管理處由原來華員2人、洋員3人組成改為只設華員總辦1人，洋員在總辦主管下分理部門職能。在廣九鐵路的談判中，唐紹儀把用人用款之權從英國人手中爭回，由兩廣總督一手經理。他主持全國稅務總署的工作後，電召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及各關稅務司到京城聽訓。過去壟斷海關稅務司職位數十年的洋員，也只得在稅務處會辦大臣的統轄下辦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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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唐紹儀被聘任奉天巡撫，並負責東北地區的對外交涉。他打算引進英、美資本，修築一條貫穿東北全境的鐵路，以制約日本。之後唐紹儀又打算聯美製日，計劃依賴美國資本開發東北來遏制日本。次年，美國以部分庚子賠款退還中國政府，唐紹儀被派為專使，赴美活動。在美期間，他鼓動美國財團到東北投資，並以考察財政為名，訪問歐洲日本等八國。但日本拉攏美國搶先簽訂日美協議，使唐紹儀的計劃落空。
光緒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唐紹儀從上海經日本到美國，後從美國到歐洲。次年7月回到北京，作為清政府特使秘密訪問美國，推動中德美聯盟和裁厘加稅事，雖獲美國總統接見，但未取得進展。
宣統二年(1910年)，唐紹儀被任命為郵傳部尚書，不久即辭職。
南北議和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十月十三日(12月3日)，革命黨宣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21條，意在監督臨時總統的個人權力。十月十七日(12月7日)，黎元洪提議由伍廷芳為革命黨一方代表率代表團，擬與時任清政府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談和。為議和，袁世凱再次啟用唐紹儀，與民軍全權代表伍廷芳舉行議和談判。次日，唐紹儀作為袁世凱的和談全權代表前往漢口。出發前，袁世凱交代唐紹儀“應避免戰爭，恢復秩序為原則，旨在避免國家分裂。至於君主制度，萬萬不可變更”。袁世凱授意唐紹儀除了“民主”二字，任何條件都可以讓步。但有唐紹儀心懷“共和理想”，他的議和的指導思想是“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動”。袁世凱的幕僚寫信給《泰晤士報》記者莫里循“唐紹儀昨天晚上在鐵路臥車四號房中剪了辮子。”作為朝廷命官的唐紹儀不著官服，而是一身西人裝束，抵達上海。和他形成對照，前來迎接他的伍廷芳，卻還穿著中式長袍。
從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十二日(12月18日31日)，唐紹儀和伍廷芳共進行了五次談判，涉及停戰、政體、國民會議等重大問題。達成在湖北、陝西、安徽、江蘇、奉天等地的停戰協定。談判的核心問題實際是中國該實行君主立憲制還是民主共和制。伍廷芳在第二次會議上明確表示“民軍主張共和立憲”。唐紹儀此時完全沒理會袁世凱交代的方針“共和立憲，我等由北京來者，無反對之意向。”在唐紹儀看來，此時談的不是要不要共和，而是怎樣和平達到共和。唐紹儀隨後繼續與伍廷芳秘密磋商關於清帝退位的優待辦法，以及孫中山的辭職和由袁世凱繼任的各項問題。
然而，孫中山的回國給談判帶來了變數，獨立各省成立了臨時政府，共舉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對南方提出的如他“贊成共和，當舉為大總統”的許諾產生了懷疑，一怒之下，宣佈之前唐紹儀與伍廷芳議定的條款一律不算數。唐紹儀辭職，袁世凱批准，自己靠電報和伍廷芳談判。唐紹儀被撤去議和代表資格後，並未立即被調返北京。袁世凱揚言“直接電商”，實際仍由唐紹儀經辦。唐紹儀在和談中未盡袁世凱之意，並勸袁世凱迎遂南方之意將談判地點設於上海，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動為自己參加議和的指導思想。唐紹儀在議和過程中堅持“擁袁共和”的方針，對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讓步。由於南北雙方代表共同努力，終於達成了確定共和體制、優待清室、推舉袁世凱為大總統的協議。袁世凱只是透過撤掉唐紹儀給南方以壓力，他想確保取消帝制後保證自己坐上大總統的寶座，同時又不敢推翻協議。在最終得到孫中山讓位的許諾之下，南北議和最終形成的清帝退位、舉袁世凱為大總統的結局，實際仍是唐紹儀和伍廷芳協議中的本質內容。
入會組閣
唐紹儀少年留美，已接受民主共和思想的薰陶。經過南北議和與孫中山接觸，唐紹儀的思想立場更向民主共和方面轉變。民國元年(1912年)3月23日，唐紹儀出任內閣國務總理後，認為“孫中山的思想，袁世凱的實力”是中國統一的發展基礎。一週後，在黃興、蔡元培的介紹下，唐紹儀加入了同盟會。他由黃興、蔡元培介紹，並由孫中山監誓，加入了同盟會。當醞釀新政府總理人選時，唐得到革命人和袁世凱的推選及任命，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於民國元年(1912年)3月25日到南京內閣，4月遷往北京。唐紹儀出任總理之初，本抱有極大的政治抱負。他挑選宋教仁、蔡元培、陳其美等同盟會骨幹成員入閣、擔任農林、教育、工商總長，使同盟會會員在政府中佔據多數，被稱為同盟會中心內閣。唐紹儀勤於公務，注重辦事效率，使政府呈現一派新氣象。
但是袁世凱大權獨攬，對唐紹儀推行責任內閣制、事事都遵守約法等做法甚為不滿，在用人、財政、遵守《臨時約法》規定的總理附署權等問題上，兩人的裂痕加深。唐紹儀主張民國用人，務貴新不貴舊，拒絕袁系趙秉鈞(為內閣內務總長)私自安排北洋舊人入閣，趙秉鈞竟以辭職威脅。在籌款方面，唐紹儀拒絕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提出監督中國財政的無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凱和財政總長及四國銀行團的合夥攻擊。王芝祥督直事件最終導致了二人分道揚鑣。 6月初，直隸省議會選舉王芝祥(適加入同盟會)為直隸都督，袁世凱不予承認，並拋開總理附署權，公佈另任命令。唐紹儀見《臨時約法》已遭到破壞，徹悟袁世凱種種行為，存心欺騙民黨，遂於6月15日憤而提出辭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