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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子趙一 四十九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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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舉措

政治

整頓吏治

為了挽救統治危機,咸豐帝頗思除弊求治。他任賢去邪,企圖重振綱紀,多方尋求對策。“文宗初基,東南糜爛,天下岌岌。朝廷懷恐懼之意而出之以端簡,百官懾於大難之驟興,瞻顧卻立。“在這樣的危急之下,咸豐帝勇於任用改革派官員,整頓糜爛的官場風氣。咸豐帝提拔敢於任事的肅順,支援肅順等革除弊政。正當此時,“肅順一人差強毅,敢任事。“向咸豐帝上疏提出亂世務必用嚴刑峻法的主張,為咸豐帝所看重。同時,咸豐帝罷斥了道光朝任軍機大臣二十餘年、貪位保榮、妨賢病國的穆彰阿,處決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主持和局、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官員耆英。

重用漢官

清廷內部以文慶、肅順為代表的中央官僚認為,只有採取以漢制漢的政策才能挽救清朝危局,不使用漢臣就無以擺脫這場政治危機。重用漢族官僚曾國藩,依靠其訓練指揮的漢族地主武裝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咸豐六年(1856年),曾國藩、胡林翼等自己組建團練,進而編練出一支新興的私人武裝,自籌軍餉養活10多萬軍隊,故肅順“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識量、胡文忠公之才略“。當然,給予漢族官僚以地方實權可能會導致中央集權的衰微,但不讓曾國藩等掌握地方實權,不僅湘軍似飛蛾撲火,自取一死,清王朝也難逃死劫。肅順“兩害相比取其輕“,決心重用漢士,暗助曾公。

軍事

鎮壓天國

道光帝死前一個月就爆發了太平天國起義,咸豐帝即位後發展更為迅速,咸豐三年(1853年)三月攻克南京建都,與清政府分庭抗禮。咸豐帝對起義的態度很明朗,就是堅決鎮壓。八旗、綠營一敗塗地。咸豐帝聽了肅順和湖廣總督吳文熔的話,依靠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漢人組織勇營來對付。咸豐帝為了儘快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並補救八旗、綠營兵力的不足,先後任命了40餘個漢族團練大臣。咸豐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曾國藩接到令其協助湖南巡撫幫辦湖南團練的寄諭。當時湖南兵力不足,湖南巡撫張亮基奏請選調鄉勇,集中省城長沙加以訓練,並委託團練大臣曾國藩辦理。[20]

咸豐四年(1854年)四月,湘軍開始進攻太平軍。胡林翼遠在貴州,咸豐看了吳文熔的奏疏,知道他能吃苦耐勞,暢曉兵事,馬上同意吳文熔的要求,令他率領黔勇於咸豐三年(1853年)十二月到湖北與太平軍作戰。對於左宗棠,咸豐帝則令他自募一軍,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咸豐帝終於依靠他們的湘軍改變了形勢,抑制住並最後打敗了太平天國。

抗擊英法

鴉片戰爭之後,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不滿足於已經獲得的侵第二次鴉片戰爭形勢圖略利益,在咸豐年間,又提出了開放通商口岸,鴉片走私合法化,外國公使進駐北京等要求。遭到拒絕後,英法聯軍於咸豐六年(1856年)攻佔廣州,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

咸豐八年(1858年),英法艦隊攻陷大沽炮臺,進迫天津。咸豐帝命清軍加強大沽口防務。英法艦隊攻陷大沽炮臺,咸豐帝派桂良、花沙納往天津議和,與英、美、法、俄分別簽訂《中英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和《中俄天津條約》。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兩國再次組成侵華聯軍,大舉入侵。英法聯軍隨即攻佔天津,並向北京進犯。咸豐帝派欽差大臣往通州和。英法聯軍進攻北京,圓明園、清漪園等處被焚掠。咸豐帝自圓明園倉皇逃亡熱河(今承德市),命恭親王奕欣留京議和。10月,圓明園遭到英法聯軍的洗劫和焚燬。

經濟

咸豐朝財政出現危機。道光三十年(1850年)國庫只有187萬兩,由於鎮壓起義和賑災原因,到咸豐三年(1853年)六月,戶部存銀只有22.7萬兩,兩個月的兵餉都發不出來了。咸豐帝採取了一切可以採取的措施:熔化內務府金鐘,開捐例,賣官鬻爵,鑄大錢,發行官票和錢票,推行厘金制度等,終於籌措到了1億7千萬兩足夠的軍費鎮壓農民起義。

厘金制度出現之初,不但可以代替當時因太平天國起義而處於癱瘓狀態的國內常關的職能,而且還使厘金局卡有隨戰區的變化“因地制宜“設定的靈活性,因而增加了清政府的稅收。但由於厘金中商稅完全出自華商而不及外商,所以這一制度阻礙著土貨市場上的流通,有利於外國洋貨的傾銷,從而加強了洋貨對土貨的競爭能力[8]。

外交

安內攘夷

咸豐九年(1859年)三月,咸豐帝連續五天召見浙江按察使段光清。咸豐帝首先明確當時存在著安內、攘夷兩大難題的形勢,接著提出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克服這兩個大患,二是平息這二患的先後次第。段光清任職於杭州,同太平軍中心地帶接壤,又在寧波擔任過屬縣縣令、知府和寧紹臺道,寧波是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之一,所以他對夷務和太平軍的對策早有考慮,立即回奏:“粵匪既滅,夷人自馴,內順外安,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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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內、攘外的次第與方法的決策,本來是朝廷的事,咸豐帝竟然謀及並非疆吏的地方官員,是否病極亂投醫?其時清朝的形勢確實是危機重重,太平軍和捻軍已搞得清朝焦頭爛額,第二次鴉片戰爭也在進行。就是這種形勢逼著咸豐帝君臣再次思考安內攘夷的戰略大計,所以才在召見中謀及地方官員,並且堅定了他們先安內後攘夷的方針。

簽訂條約

咸豐四年(1854年),英、美、法三國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條約》等要求,遭到清廷拒絕。咸豐八年(1858年),英法艦隊攻陷大沽炮臺,派桂良、花沙納往天津議和,與英、美、法、俄分別簽訂《中英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和《中俄天津條約》。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兩國再次組成侵華聯軍,大舉入侵。當時清軍的防禦重點在大沽口,英法聯軍在北塘登陸,進而攻佔大沽口。英法聯軍隨即攻佔天津,並向北京進犯。咸豐帝派欽差大臣往通州和。英法聯軍進攻北京,圓明園、清漪園等處被焚掠。咸豐帝自圓明園倉皇逃亡熱河(今承德市),命恭親王奕欣留京議和。奕欣代表清政府與英、法、俄簽訂了《中英北京條約》、《中法北京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並批准了中英、中法《天津條約》。在《中俄北京條約》中,承認了咸豐八年(1858年)沙俄迫使清黑龍江將軍奕山簽訂的《璦琿條約》。

親屬成員

父母

父親:清宣宗愛新覺羅·旻寧,即道光帝

母親:孝全成皇后,鈕祜祿氏

后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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