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必亡！
這是黃衝的判斷，不光來自歷史車輪的滾滾碾壓，也來自現實不可逆轉的乏力。
民生到底壞到了何等的地步？慶王、肅王都很清楚，嘴上還在呵斥樂安侯胡言亂語，心下早就曉得上國天朝不在，大勢已去矣。連閉門禮佛的韓王都寫份文縐縐的奏章，提醒當今聖上，北地已亡！
誰會不曉得？在襄陽主持剿匪的楊嗣昌還是主理朝政的薛國觀？
都曉得，就是不說。報喜不報憂，免得於事無補還要牽連自己和家人，盡心辦事的人已不多，哪怕營私舞弊，在他們看來也是一種在辦實事的體現，總比空談的清流要強百倍。
朱由檢也曉得一些，故而在三月把外派的中官又一次召了回來。太監們太貪了！
為了剿賊，大明最底層的百姓，舊徵未完，新餉已催，額內難緩，額外復急，村無吠犬，尚敲催追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磷，夜夜常聞鬼哭。
這樣的殘景不再限於傳統的北地，已經蔓延至河南、山東、湖廣及四川北部地區。
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於是有鬥米千錢者，有采菜根、木葉充飢者，有夫棄其妻、父棄其子者，有自縊空林、甘填溝壑者，有鶉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門擔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
文人有樣好處，他們的斟詞酌句能把最冰冷的現實轉化為催人淚下的文章，令讀者潸然。
官員的相互推諉和欺上瞞下，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崇禎元年就已經相當嚴重了，最初的陝西動亂，一直到了一年後地方上見瞞不住，才迫於無奈上報給朝廷。而楊鶴楊嗣昌的老子）受命招撫陝西叛軍，一開始大軍所致，幾乎所有叛軍都接受了招安。
那時候真正想造反的人並不多，都因受天災被餓的，或遭官吏欺壓而逼的。
可是在朝廷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些矛盾的情況下，復叛是必然的。但楊鶴給皇帝的奏摺中還說，現在陝西地區形勢大好，老百姓安居樂業云云。直到後來朱由檢從其他人那裡獲悉真相，眼見形勢大好，當面就大罵，說你不是說一切大好嗎？怎麼成這樣了！
楊鶴的下場不是很好，他兒子楊嗣昌也預見到自己也一樣。
朱由檢是知道的，但他既然不想讓倆人死於自己手，便寄望韃子和替他做髒活的手。
經過周家人一通煽風點火，言官們開始把失勢的樂安侯與魏逆做類比，大部分的諫言都隱含地提出黃衝私藏兵甲有謀反的痕跡，當予深究。
刻薄寡恩不假，但皇帝更要一張臉。
現在任容妃在慈慶宮扮著，若是非鬧出又多出一位懿安皇后來，滿朝大臣還囔囔著追查到底？屆時，反而陷之於被動。還不如先靜觀其變。
沿路地方有訊息不斷傳回，隨從在分散，家丁在逃亡，八百人只餘下不足四百。
人心所向啊！朱由檢開始叫人商議削去張國紀、黃衝兩人爵位的事宜。
家奴們口徑一致，當然是必然的，當初搞倒魏忠賢、客印月用的就是這個套路。可被內閣為主的眾多朝臣阻攔住了，因為張國紀的案件已結，當時他御批保留太康伯的封號。如今又拿出來說事肯定不妥，唯一能站著腳的便是講他隨同黃衝想謀反。
黃衝謀反？擺在桌面上議論，立時沒了聲息。
《挑金帳》如今還在茶肆酒樓中唱著呢，還有得駙馬都尉雅正過的《千里刺酋》。民間把樂安侯當作英雄來崇拜，比當初官員為魏逆建生祠不遑多讓。而一個是手握權柄的閹人，一個是屢立戰功的將軍。下面輿情這一關很是難過。
單講削爵，違制一條業已夠了，可講人家謀反，首先內閣人等率先沉默。
沉默的意味很明顯，不想做惡人。讓中官近臣們去弄，除非曹化淳領銜查案，沒人願意揹負起這個屎簍子。講黃衝縱兵掠民、不聽調令倒可以，但驚著了陣陣這般做的那幫武臣，比如左良玉之輩，鬧出個紕漏，又該由誰負責？
得慢慢來，這是以溫體仁為首的內閣意見。
既然有人講黃衝是魏忠賢，何不推波助瀾，讓民情輿論轉向，禁了那些胡亂說書的，零敲碎打先修理他原來的一班手下，把他的勢力徹底端掉。過個一年半載，才能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