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
又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總之隨著報紙的發行，已經開始有人到報館進行諮詢加入新法編纂和修訂小組的條件，而還有另外一些自認為有才能的人鋪開紙拿起筆開始準備構思對於新商律的建議和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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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能不能得到獎金，反正閒著也是閒著，寫一篇投稿也不會懷孕。
因此隨後的幾天，隨著報紙發行量越來越大，被南來北往的商旅傳播的越來越遠，整個東方道幾乎都已經開始轟動，而同時也開始有大量的稿件被投遞到報館。
而這幾天，陳旭也陸續接待了咸陽城內數十個有頭有臉的商界代表，也讓楊堃召集了一些精通商道的文士開始準各種當前和商業有關的律法逐條逐條的進行討論，看看哪些該保留，哪些該廢止，哪些可以修改繼續使用，而且陳旭自己也大部分時間泡在報館觀看越來越多的投稿，看看能不能從其中找到一些符合這個時代而且具有良好創意的稿件，以便為編纂新的商業律法提供更多的幫助。
總體來說，這個時代的階層等級區分比較明顯，雖然法家門徒的理念是一視同仁，但實際上也是為了便於統治階級的利益制定法律，目的還是壓制商人和平民維護天子和貴族的利益，因此這個時代的法家和後世的儒家在本質上並沒有任何區別，甚至更加讓人痛恨。
但法家畢竟不同於儒家，畢竟至少在理論上已經有了平等的思想基礎，也就是說已經具有了超越儒家的先進理念，只不過時代侷限性讓法家門徒無法突破思想的束縛而已，陳旭要做的不是廢棄法術治國，而是推行新的法術理念，而不至於讓華夏再次走向以人治為主的方向，畢竟法制才是人類未來發展的正確方向。
後世之所有以有大量的法學家在清末開始大力推崇商鞅韓非子，主張學習西方文化甚至，推行民主與法制，就是因為感覺到以孔孟思想為基礎的人治已經完全跟不上人類文明的發展了，繼續下去只會讓中國越來越積弱，積重難返之下必須要經歷一次刮骨洗髓似的過程才能獲得新生，因此在民國時期內憂外困的局面之下，誕生了大量的法學大師甚至思想活躍的文學大師。
實際上民國時期有點兒像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不光是思想和文學異常繁榮，就連藝術也異常繁榮。
只不過這種繁榮沒有持續多久便因為二戰再次走向衰落。
後來新中國重新提倡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那也只是曇花一現然後就盡歸塵土。
既然如今的大秦有了法術治國的基礎，陳旭自然也可以藉助這個基礎，將大秦往前推一把，跳出時代的侷限著眼未來，用新的法術思想推行新的法術治國。
眼下有了陳平等一群起於微末的新生代文士階層的幫助，有幾乎天下所有商人的支援，還有朝堂之上受益於商業諸多方便的大臣支援，再加上皇帝的授權，這次的商律改革幾乎不會有任何問題。
即便是其中會有些波折，但最多也可能出現在一些律法條令太過超前引起的不適應，因此這些都是陳旭需要從民間廣泛徵求意見的原因。
符合時代，符合當前的國情，符合上到皇帝下到商賈平民的認知習慣，整理之後推出一套新的商律，這就是陳旭的目標。
等過上十年八年，等大秦的一切都在他的規劃之下走上法制的正軌，許多不合理的地方再重新修改。
在這個期間，陸續有一些精通商業和律法、對陳旭修改商律感興趣的民間人士前來報館面試，甚至還有大量商賈從其他郡縣趕來陳情，陳旭也因此收羅了十多個眼界開闊思想活躍的人士，同時邀請一些商賈代表，還包括楊堃和範採盈兩個最得力的手下，連續召開會議傳達自己的指導思想，然後慢慢根據大秦的商律和收到的各種稿件開始著手審編校訂新的商業律法。
陳旭對於新商律的要求也細也很全面，將以前商律中很模糊的條令全部都單獨拿出來逐條討論，然後彙編整理成一個大體的商律框架，其中包括《工商註冊管理法》、《產品質量法》、《稅務登記管理法》、《合同法》、《生產管理法》、《特殊商業經營管理法》等，這些新法覆蓋所有包括行商、坐賈、工匠、製造、質量、合同、稅務等當前所能覆蓋的一切和商業有關的行業和行為。
而對於陳旭列出的這些新法令的指導意見，所有參與的人都被陳旭的大手筆和嚴謹態度震驚的五體投地。
這些法令一旦推出，將對如今大秦的商業模式產生巨大的震動，當然也會讓商業行為變得更加規範和合理，而且也更加便於朝廷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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